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

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

读了3月9日《联合早报》整理自《新闻周刊》的专题文章《关心时事亚洲佛教徒日益激进、袈裟多了政治色彩》，笔者想就文内的一些看法发表个人的意见。

文章说：“美国著名的鲍登学院宗教学教授霍特认为……佛教的激化已有上升之势。”

霍特教授立论的根据是：“缅甸僧侣去年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独裁专政。泰国僧人及支持者前年参与推翻达信首相的政治运动。印度一个以佛教徒为后盾的地方政党正把势力扩展到全国，其领袖很可能成为印度总理。斯里兰卡一群狂热的僧伽罗僧侣组成的政党不断向政府施压，主张以暴制暴，将搞分离运动的淡米尔人赶尽杀绝。”

据笔者所知，事实是：缅甸、泰国及斯里兰卡的人口七八成是佛教徒，他们除了有教徒的身份之外，也具有当地社会公民的身份。这一些国家长期以来政治动荡不安是问题主要的症结点，如把矛头特意指向这一些国家公民的另一个身份：佛教徒，那是值得商榷的。

就如我们总不能把美国布什总统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全世界反对下，以及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之下，就向伊拉克进军；以及布什口误地喊出Crusades（十字军东征）时，就根据两人具有某种教徒的身份，而轻易结论说，某类教徒日益激进或好战。

这更加印证3月19日早报社论《宗教和谐》中所说：“我国从独立至今，一直都能保持种族和宗教间的和谐，这是难能可贵的事，却并非理所当然，也不等于说这种和谐的关系就会因此而不断延续下去。”国际间的宗教和谐关系也是如此。

至于印度，更是与佛教徒无关。一个非佛教徒的印度社会公民党党魁马雅瓦迪，要得到印度“贱民”的支持，来获取其政治目的，这又与佛教徒“日益激进”有着怎么样的必然因果关系呢？

斯里兰卡的例子也扯得太远了。从公元前两世纪，淡米尔人开始移居到以僧伽罗人占多数的斯里兰卡之后，两族人民就开始有矛盾。加上英殖民者惯用的种族政策手法，加深了淡僧两族人民的矛盾激化，致使问题到今天依然无法解决。

　　而淡米尔之虎组织自1983年成立以来，始终是以暴力作为其惟一的反政府手段；其本质就是要分裂斯里兰卡的国土。25年以来，这只“猛虎”一直试图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淡米尔国家。英国、美国和印度从1991年至2001年先后宣布该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

分裂运动违背佛陀教诲　

         文章指出：“佛祖（陀）宣扬慈悲与和平的教诲”。也知道“‘慈济’（等佛教组织）不过问政治……提倡普渡众生的生活方式……已被公认为亚洲地区最有效率的赈济组织之一。”

         确实，像“慈济”这一类佛教组织，他们不但“已被公认为亚洲地区最有效率的赈济组织之一”，并且是第一个在中国成立的“一个非大陆人领导的民间基金会”，可见其影响日益深远，这深刻地说明了“佛教徒日益慈悲”。

         文章同时指出：“佛教已存在2500年，但从来不与恐怖主义挂钩。如今一些信徒摆出激进强硬的态势，专家认为，这跟佛教徒人数激增不无关系。”

         “越来越多佛教徒显然相信他们的伟大导师要他们敢于发言，敢于发起运动甚至敢于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而随着佛教徒激增和势力日益壮大，有朝一日，连强大的中国政府恐怕也挡不住他们。”

         “佛教已存在2500年，但从来不与恐怖主义挂钩。”这些都是事实，但文章的结论就有悖于事实。佛陀就是厌倦过太子的生活，才远离政治，抛弃唾手可得的政治最高皇位，而出家修行，怎么在悟道之后反倒会“要”其信徒再度卷入政治呢？

         因此，一些长期深入参与政治活动，推动分裂国土运动的所谓“佛教徒”，本身就背离了佛陀的教诲。

         至于文章提出的西藏问题，近日除了西方传媒之外，不少观察者都认为那是骚乱及中国内部的分裂活动；即分裂主义者趁着2008年奥运会举行在即，故意扩大事端，想给中国政府难堪。

世界上所有存在分裂组织的国家，如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北爱尔兰、俄罗斯的车臣、印尼的亚齐、斯里兰卡的淡米尔之虎等；只要这一些国家有能力制止分裂，都会进行各种努力来有效地制止其国土的被分裂。

目前，西藏局势已经逐渐恢复平静，笔者衷心地希望，西藏真正的佛教徒能够秉持“佛陀宣扬慈悲与和平的教诲”，制止骚乱事件的再次出现，支持“不寻求西藏独立”的呼声。只要藏独分裂势力被消弭，相信西藏问题会早日获得和平解决。

有朝一日，也许佛教将会引领中国再一次地走向类似佛教如日中天时的汉唐盛世，国威声名远播。到那时候，慈悲的种子将会撒下整个人间，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中国政府当然“挡不住”，也没有必要去挡。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兼研读班讲师

佛教引领中国走向盛世？

（2008-04-10）

● 黄　林

《联合早报》4月1日言论版上林明雅的文章《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末尾写道：“有朝一日，也许佛教将会引领中国再一次走向类似佛教如日中天时的汉唐盛世，国威声名远播。那时候，慈悲的种子将会撒下整个人间，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中国政府当然‘挡不住’，也没有必要去挡。”对此，本文提出商榷。

先顺便指出，“佛教如日中天时的汉唐盛世”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因此在汉代完全无法说是“如日中天”。

林先生的这段话似乎是说，因为佛教“如日中天”，才有了汉唐盛世，所以他期盼未来中国由佛教“引领”，再度走向盛世。对此，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不过，万一林先生并不是这个意思，则以下内容只当作我的借题发挥，而不是对其观点的评论。

唐代兴盛靠制度与多元思想

西汉时期，佛教还未传入中国，因此汉武盛世与佛教是没有关系的，可以不论。至于盛唐，佛教的确是到了鼎盛时期，但唐代走向兴盛却并非佛教所引领的。

从唐初到开元盛世，唐代国力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两方面：一、适时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二、开放多元的思想文化态度。

钱穆说，“要想把握住盛唐的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国史大纲》）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唐初实行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机构，加强了对大一统国家的管理；实行科举制，打破原有的门阀制度，让更多的平民有了仕进的机会，大大地扩展了人才来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为民置产，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

执政者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也在制度中起到重要作用。唐太宗以隋亡为戒，选贤任能，虚心纳谏，一时之间，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望治。武则天和唐玄宗也先后继续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虽然中间出现一段因宫庭斗争而造成的动荡，但终于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

　盛唐气象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悠然神往的，是它在文化上呈现出来的雍容大度与沉着自信。唐代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兼收并蓄的特征。

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寿（Authur F. Wright）就曾把唐代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的原因归结为它的折衷主义和世界主义。（《唐朝的概观.引言》）

在思想上，有唐一代，尽管过程中有一些波折与冲突，但总体上维持着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局面；而其它外来宗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受到相当礼遇。各种思想和宗教的积极成分一方面参与促进社会发展，一方面与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人情风物共同构成唐代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佛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达到鼎盛的。因此，是盛唐造就了兴盛的佛教，而不是相反。在走向盛唐的过程当中，佛教也起到过一定作用，例如协助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等；再就是对文化本身的贡献。但是，它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沙门人口急剧增加，减少了社会劳力；寺院土地迅速扩张，干扰了国家经济：所以会有后来的唐武宗灭佛事件（当然这事件也包含了佛道斗争的因素）。

宗教不能引领当今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帝王和大臣笃信宗教，但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除了个别地方政府或非常态的政权有这样的特征或倾向，前者如旧时的西藏，后者如太平天国。

因此，也从来没有哪个宗教“引领”过中国。也许有人会提起儒教，但儒教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宗教，更恰当的用语还应该是儒学或儒家思想。

当今中国走的是务实的世俗化道路，在物质生产和建设方面，依靠的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精神人文领域，应该像盛唐那样，有着开阔的胸襟，立足民族传统的同时，广泛吸收不同的、新鲜的思想与文化观念，以益世道人心。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我们更应该提倡千帆竞秀、百舸争流，任何“独尊”、“引领”都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中国的宗教人口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这不影响宗教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非主流地位。

中国宗教现状有一个宝贵的特点：信教者与不信者互相尊重、互不影响；各教温和自守，和平相处。这是一种难得的理念上的平衡。如果有一天，这个平衡被人为地打破，那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到时候，中国政府不挡是不行的。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

弘扬中华文化、回归自己经典

（2008-04-29）

● 林明雅

笔者写《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一文（《联合早报·言论》4月1日），目的是为了澄清西方媒体《新闻周刊》引述美国学者的话，认为“亚洲佛教徒日益激进、袈裟多了政治色彩”的不实说法。不料却在4月10日引来黄林先生的文章：《佛教引领中国走向盛世？》

首先让我们检视佛教东传的时间与路线。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之后，佛教逐渐地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的大夏、安息等地，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

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年佛教已经从西域各国传到了于阗（现新疆和田地区）、龟兹（现新疆的库车）、疏勒、莎车、高昌等现在新疆西南地区。

确实地说，佛教是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现在中国的新疆，只是当时被称为西域，不属于中原地区。

从佛教传入中国到盛唐的这一段历史时间，史学家都作为一个时期，即“汉唐”来对佛教作概括与论述（儒家思想也是），而不会把“汉魏晋南北朝唐”这般一鼓脑儿地写成一长串的词。

如由任继愈等所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其中就有一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我的《慈悲》一文不是对佛教史的发展作论述，只是对西方媒体对亚洲佛教徒的不实指责给与澄清，以免亚洲佛教徒蒙上不白之冤。

　　因此，如果有读者只挑文章中的一些字句来借题发挥，而不针对传媒的不实报道会导致破坏社会的和谐，作那怕是只言片语的评论，笔者只能深表遗憾。

佛教真正的意义

        黄林先生把“汉唐盛世”这一个词拆成“汉武”盛世及“唐”盛世，笔者给于尊重；如上所述，这显然不符合史学家对就那一段历史的概括。而其由此引申的论述，也与《慈悲》文主题无关，笔者不作评论。

黄先生把“引领”等同于“独尊”，一来不符语义的解释，二来自然就不会是笔者的本意，这里也不再赘述。

笔者要加以解释的是，佛教真正的意义是佛陀的教育，其教育的慈悲内容我们称之为佛法。黄先生在对中国的宗教信仰作分析时，有意识地把“儒教”解释为儒家或儒家思想，才能够理顺其论述的开展；他应该也会同时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释、儒、道为何会演变为现代宗教（即佛教、儒教、道教）的原因。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释、儒、道既是我们的传统思想，人类社会为了需要，也成了我们的宗教信仰。笔者只是借黄先生的话，而对此命题就此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假如黄先生及读者们也能够把佛教看成是佛陀的教育或佛家思想（佛法），从而深层次地去了解这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的真正义涵，了解佛法，相信黄先生及读者们也会明了现在发生在西藏及全世界各地穿着袈裟的僧人行为，是否符合佛陀的教诲。

黄先生文中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中国的宗教人口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这不影响宗教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非主流地位。”

事实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长期以来”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由于1979年以前中国在大革自己传统文化的命，才使其人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失去信心，或心存疑虑。人民又需要宗教，中国人民才由唯物主义者认为宗教是鸦片烟到开始寻求宗教的信仰。

因此，黄先生认为“中国宗教现状有一个宝贵的特点：信教者与不信者互相尊重、互不影响；各教温和自守，和平相处”的所谓平衡现状，改革开放之后就已起了变化。

就笔者在改革开放前后数十年，无数次地进出中国的深刻体会，形势已经日益恶化，而且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邪教”在流窜，而社会经常被骚扰，这是中国的一个暗流。

因为如此，笔者才会发出“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的呼吁，希望能够弘扬我们中华文化释、儒、道的传统思想，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经典来。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一个失去自己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将拿什么来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宗教信仰来进行交流！？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兼研读班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