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

缘起

2006年9月23日，于时语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的文章。其中提到“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在一个拥有百万点击率的报章竟然出现如此的简单的错误。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纠正工程。.................

《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

● 于时语 23/9/2006 新加坡联合早报

有梵蒂冈和教宗本人的解释以及道歉，本笃16世的“失言”事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应愈演愈烈，进一步深化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

顺便说一下，本笃16世只是就其在德国的言论“冒犯穆斯林的情感”表示了歉意，而没有如许多回教人士要求那样“承认错误”。后者牵涉到天主教教廷一直坚持的“教宗永远无错”教义（英语papal infallibility），是梵蒂冈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

不管本笃16世是否真的认同14世纪拜占庭（前作拜占廷）皇帝的意见：“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的东西”，“失言”事件的中心是整个天主教会心目中伊斯兰作为宗教信仰所含的固有暴力成分，尤其是如《华盛顿邮报》强调：本笃16世借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之口说：“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

伊斯兰是一种依靠刀剑也即武力传播的信仰，是基督教世界非常普遍的观点。笔者很早就听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一手举刀剑一手持可兰经”传教的宣传，所以谁不接受伊斯兰，谁就会死在刀剑之下。本笃16世近日显然也是用大多数基督徒深信不疑的“伊斯兰靠刀剑传播”的说法，来影射穆斯林固有的“暴力”倾向。

基督教世界曾长年内战

笔者并不否认今天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回教极端分子中存在大量的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而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欧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基本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单凭今天的情形，基督教代表和平理性的宗教，而伊斯兰则充满暴力的说法，似乎有不少市场。

这一“基督教和平、伊斯兰残暴”论，其实完全是短暂的历史假像。暂且不说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血腥暴力杀戮，是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即“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内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伊斯兰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力”加起来，也望尘莫及。

但是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伊斯兰究竟是否如基督教长期宣扬，是一种靠刀剑传播的宗教？

这需要从教义和实际两方面来分析。

从教义上讲，“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中伤：《可兰经》明文规定不能强迫别人信教。曾经撰写《伊斯兰简史》、身为天主教徒的英国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新近在《卫报》上强调再次这一基本事实。

笔者也曾经介绍过：由于伊斯兰在中东三大一神教之中最晚建立，所以承认和接纳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书和圣贤，并且将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称为“圣书上的人民（People of The Book）”，而予以容忍尊重。中东地区和伊朗持续两千多年众多犹太社区，以及巴勒斯坦的大量基督徒人口，是这一传统的明证。中世纪的阿拉伯政权有意不让犹太人和基督徒改信回教，更是史有明文。

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

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各宗教的扩张都跟武力有关

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尤其是传播到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菲律宾等地，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

伊斯兰信仰的迅速传播，同样离不开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扩张，但是这像蒙古征服和西方的殖民扩张一样，主要受政治和经济因素驱动，而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的“十字军”运动。

有趣的是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最终扩张到大唐帝国的中亚领土，双方于公元751年在怛罗斯河地区展开决战，因为朝鲜族将军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败北，使得原来被佛教和儒教支配的广大中亚地区逐渐改信了伊斯兰。

“伊斯兰以刀剑传教”的最大反证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自从公元8世纪起，信奉伊斯兰的北非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几达800年之久，其间半岛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一直延绵不绝。可是一旦基督教重新支配伊比利亚半岛，宗教审判法庭便以驱逐和处死的暴力手段，来强迫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今天以色列国内来自北非的所谓“西班牙犹太人”，便是被驱逐者的后代。而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和回教徒则在死刑威胁下被迫改宗基督教，以至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绝迹。

穆斯林社会今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众多问题，说明伊斯兰亟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世界。但是声称伊斯兰是本质上比基督教更有暴力倾向的信仰，以及“伊斯兰以刀剑传教”，就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在教义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误导宣传。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第一次回应

《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

林明雅 27/9/2006

9月23日，于时语君在题为《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的文章里首先认为：“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他举例：“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这些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于君话锋一转，说：“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事实是，在整个传教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佛教认为，人类的战争与和平，缘于人类的心智。我这里不打算述说佛陀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曾亲自多次有效地阻止过战争的伟人的事迹，只以于君所举的三个例子来说明佛教对战争与和平的心智力量。

一、阿育王：公元前273年，孔雀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宾头沙罗王病逝。阿育王杀害了99名兄弟姐妹而夺得王位。即位后，阿育王追随祖父旃陀罗笈多的事业，开始向外扩张。公元前262年左右，他率领大军征服羯陵伽国，被杀的羯陵伽人有10万人。

战争结束后不久，阿育王在佛教高僧优波毯多的感召下，皈依了佛教。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之后，阿育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十分懊悔。在他发布的一项敕令中说：他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他并向全国的人民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今后不再会有暴力统治和侵略，取而代之的将是宣扬佛法；自此，他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派遣宣扬佛法的高僧。

二、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帝国。月氏人原来自于中国西部的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打败后，辗转途经中亚，最后来到印度。它的五大部落由一位叫丘却就的领袖所统一，建立了国家。其势力范围主要在中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到了他的儿子阎膏珍时代，开始向印度进军，月氏人的文化也开始印度化。

公元75年阎膏珍死，帝国陷入了混乱和倾轧，阎膏珍派驻在印度的一个将领迦腻色迦乘势而起，经过三年斗争终于取得整个贵霜帝国的领导权。迦腻色迦是贵霜帝国全盛时代的君主。

无独有偶的，迦腻色迦一生的事迹与早他三百多年前的阿育王颇为雷同。在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之后，迦腻色迦转而追求心灵上的归宿。迦腻色迦晚年身边聚集了一批佛教大家，像世友、马鸣、胁尊者、龙树等，都受到了迦腻色迦国宝级的待遇。佛教历史上第四次大结集，便是由世友在贵霜帝国的管辖地克什米尔召集，其成果集中于200卷的《大婆沙论》。

在迦腻色迦时代，佛教出现了“大乘佛教”的教派，倡导普渡众生，此前的佛教各派被称为“小乘佛教”。迦腻色迦不单对大小乘佛教采取兼容的政策，对于其他宗教也实行宽容的态度。在回教进入之前，印度一直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地区。

佛教不曾征服中国　

三、“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段话更是与历史及事实不符。首先，佛教不仅从来未曾征服过中国，反而曾遭遇过三武一宗的“法难”，佛教存在于中国是与儒、道共存的。第二，西晋亡后，北部中国陷入了十六国的混战。佛教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确实发展特别迅速。而最有影响力的僧侣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后赵的石勒、石虎在历史上的暴虐残忍，即使在十六国那样非常战乱时期也很突出。面对这样的暴君，佛图澄依然对他们宣传“帝王事佛”之术在于“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一方面“当杀可杀，刑可刑”，一方面“不为暴虐，不害无辜”。

佛图澄曾劝说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吓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祐”。《僧传》说石勒听了佛图澄劝谏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由以上三例可知，不论是孔雀王朝的高僧优波毯多，还是贵霜王朝一批佛教大家，或者是“五胡乱华”时的佛图澄，佛教在传播与发展特别迅速的过程中始终是在宣化慈悲，制止及降低武力所造成的杀戮，更不会以武力或是借助战争（五胡乱华）的“机遇”来传播佛法。

前三例的当事人不论是阿育王、迦腻色迦、或是石勒、石虎更是在听闻佛法之后停止杀戮或“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毋庸置疑，佛教要发扬光大，有统治阶层力量的协助是会事半功倍，就如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浙江省举办，规模盛大，我们总不能因为中国政府拥有武力且“有意的提倡”而就能这样说：“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不单是对历史逻辑的颠倒，也会造成视听上的混淆。

佛教界一般上都不太爱回应像于君这一类的文章，作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的一名在籍学生，为了让读者们能更了解佛教的传播史，了解佛教在人类的战争与和平史中的心智路程，给现代受战争纷扰的人类一个借鉴，我希望佛教界的大德们能够对我的文章给以指正，不胜感恩！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

于时语的回应

《也谈佛教与武力》

● 于时语 3/10/2006 联合早报

           笔者在《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一文中提出所有宗教的成功壮大都离不开武力，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之外，顺便提到了佛教，引起林明雅先生的反驳（9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认为“在整个传教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

          笔者十分理解林先生作为佛教信徒的看法，也无意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作无谓的是非之辩，特别是几乎所有宗教都赞同的人类共同道德价值，而只是从宗教对话和理性的角度（在后一题目上笔者认可本笃16世对理性的强调），指出林先生的不少“佛教本位”论点与现代学术结论颇有距离。

          例如林先生关于佛教“从来未曾征服过中国”的说法，便与中外主要学者大相径庭。胡适先生于1937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有关文章，其题目便赫然是《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而荷兰汉学家许里和（E.Zurcher）关于佛教东传的名著，书名便是《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其次，林先生引述的许多佛典论述，其实反而证明笔者原先的论点，即佛教壮大的关键时期与武力强大的统治者有关。至于这些统治者受佛教“感化”的种种故事，可以说已是宗教教义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学者会将它们作为完全的“信史”看待。

        例如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等君主，佛教文献之外的史料中同时自称为“大王（印度王号）、众王之王（古代伊朗君主名号）、天子（中国皇帝称号）、凯撒（罗马帝国皇帝通称）”，一派世界征服者的自傲，毫无佛教提倡的谦恭自卑。

       不妨顺便提到早期佛教史上的反面角色、佛陀的表兄弟提婆达多（梵文Devadatta，又译调达，意为“天赐”），被佛经描述为一个企图多次谋杀佛陀、教唆别人弑父以及其他恶行的恶棍，最后“生陷地狱”。可是各种文献显示提婆达多创立的“比佛教更佛教”的教派在印度各地流行千年以上。著名佛教学者季羡林便指出：一个真正如佛经描述的坏蛋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道德影响力。　　

后赵皇帝下诏奉佛　　

        林先生对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借助了“五胡乱华”的反驳，是佛教文献的一面之词。《晋书·佛图澄》本传明载佛教在石勒叔侄倡导下的传播引起汉族士大夫的抵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要求禁止，而“朝士多同〔王〕度所奏”。但是石虎却下诏：“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实在清楚不过。

        笔者无意否认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并且赞同佛陀提倡的许多和平慈悲教义。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有如墨子那样“亲自阻止过战争的伟人”，而所谓“正史”中也有大量类似“佛教本位”的偏见，所以佛藏提供了解中国历史的另一面镜子。例如有名的亡国恶君隋炀帝，在佛藏中的形象就没有这么负面，而著名的贤君唐太宗李世民，则在佛教文献中有负面的描述。佛教学者汤用彤首先道出其中的奥妙：在“杀兄囚父”的玄武门政变中，道教积极支持李世民，而佛教却站在失败的一方。唐太宗登基后提拔道教，并将名重一时的“护法沙门”法琳“迫害致死”，便十分自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全职基督教工作者也来凑热闹

《基督教的传播真的靠武力吗？》

● 杨 虹 6/10/2006 新加坡联合早报

编者按：于时语和林明雅两人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播过程和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作者则对他们的看法提出不同的观点。

9月23日于时语君的《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与9月27日林明雅君的回应文《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站在各自的立场，阐述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传播途径，给读者们上了两堂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课程。

然而，在拜读于君的《伊》一文时，心中不免感慨一般人对基督教信仰极度偏颇的认识；之后再看到林君于其回应文《佛》的开场白中认为于君“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时，则令素来不善辞令的笔者有不吐不快之感。

姑不论于君对他所提出的“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作出多少历史的考证和评估，他将“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等借基督教文化之名进行的暴行等同于基督教信仰，就令任何一个认真研究基督教信仰与世界文化史的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敢苟同。

这是历史认知上的不足；就如于君似乎也误解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谓的“基督教世界”指的其实是受到基督教信仰熏陶的文化／文明，却并不是指这个信仰本身一样。然而，一来这个课题牵涉太广，不宜于这个版位探讨；二来，这也不是笔者原来回应的出发点。

笔者更为忧心的一个误解，是于君提出而林君认为“基本上正确”的一个看法：“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以为基督教早期的传播，是借助了罗马帝国强大的军事武力此一说法，实在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就历史的记载，基督教诞生的首三百年，其实都处在持续不断的逼迫和深重的苦难之中。基本上，这三百余年的逼迫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罗马尼禄皇帝治下至德修皇帝止(Nero-Decius，公元64至250年) 及德修皇帝至戴克理先皇帝 止(Decius-Diocletian，公元250至313年) 。

第一个时期内，尼禄皇帝率先发难，将公元64年7月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的一场大火，毫无根据地归罪在基督徒身上，造成许多基督徒的无辜被害。罗马史家塔西图(Tacitus)就于其《编年史》记载了这件事。

继尼禄之后，就是豆米仙(Domitian)皇帝于执政期间(公元81至96年)对基督徒所进行的逼迫。而从存留至今的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与庇推尼总督皮里纽(Pliny, 公元111至113年)的来往书信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那个时代，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随时面临被判处极刑的可能性。

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正值军事武力强大之际；然而帝国对当时正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却是敌视多于亲善，持的是打压的姿态。基督教尽管还是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但却是在鲜血中迈着艰辛的步履踏出去，而非如于君与林君所误解的，是“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的结果。

第一个时期的逼迫，尽管有令人不忍卒睹的血腥场面，但却仍属地方性的迫害。第二个时期的逼迫，却是罗马帝国全国对基督教进行有规模的惨烈大迫害，让教会发展史进入其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公元249年，德修皇帝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因此被囚禁、被杀害；这期间，殉道者的数目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逼迫。

公元253至260年执政的瓦勒良皇帝(Valerian)则用尽方法迫使神职人员和在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信徒反悔所信的道，致力于彻底消灭基督教在当时社会上的领导势力；许多教会的监督、长老和执事都被处死。他也不准基督徒参加聚会，并查抄他们的产业。

公元303至312年的10年间，戴克理田皇帝(Diocletian, 公元245至312年)向基督徒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逼迫。303年2月，他颁布了三道“反基督徒谕令”(Edict Against the Christians) ，下令拆毁所有的教堂并焚烧圣书；任何基督徒若不脱离教会，轻则成为奴隶，重则被判处死刑；所有的基督徒也被迫祭拜罗马皇帝神祗，否则遭受酷刑！教父兼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的《教会史》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每个城市中，无数人被捆锁；为杀人犯和盗贼所建的监狱已挤满主教、长老、执事、读经的和驱邪者，故无处可收容及监禁那些被判有罪的人。”

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正逐步走向没落，军事武力大不如前；反观基督教的队伍，却日益壮大。基督教确实“成功”传播到整个近东地区，但仗赖的却不是“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而是殉道者以血铺设了的扩展的路。

·作者为全职基督教工作者

第二次回应

《佛教：世上无有战争假汝名字而为之》

● 林明雅 11/10/2006 联合早报

李显龙总理曾于2002年11月24日在世界佛教僧伽会上发表演说，讲过这么一句话：“佛教成立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是以佛教的名义进行的。”（原文英文如下：Since its founding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no country has gone to war in the name of Buddhism.）

于时语君在9月23日提到宗教以武力传播时的说法是：“暂且不说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伊斯兰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力’加起来，也望尘莫及。”再次摘录于君对“武力传教”的完整说法，将有利于以下第三点的讨论。

笔者在9月27日文章里使用的“基本正确”一词，本意是要把于君对“武力传教”的内涵确立下来，不与于君节外生枝，以方便接下去的讨论。10月6日却引来杨虹君的反应。有关于君为伊斯兰教的“暴力”进行说辞、“武力传教”说内涵的是非以及与本文讨论无关的“题外话”，笔者暂不作回应。

杨君把应该要回应于君的问题用“不敢苟同”及“不宜在这个版位探讨”轻轻带过，因而没有直接回应到于君的问题。相反的，文章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在布说基督教血的“教难”悲情史。笔者一来不想演三国演义，二来恐怕又让于君像杨君一样把问题的焦点给模糊掉了，因此建议，于君应该给杨君作独立“直接”的回应。（将来若有机会，再来补充笔者的“基本”看法。）

于君在10月3日回应“佛教开始征服中国”这个命题时，只提出两个著作的标题就想要来说明现代“学术结论”与“佛教本位”的“信史”之间的距离。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两部“学术结论”在说些什么。以下连带回应于君共七点的误论，以析读者对佛教的误解，避免以讹传讹！

不能光以书本题目下判断

一、胡适的《中国的印度化》：这一篇论文的副标题是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胡适的论文谈的其实是文化的借鉴（Borrowing），即佛教的中国化，不是中国的印度化；以及印度的消极人生观曾对中国人的宗教态度产生过负面的影响。显然与佛教是否征服中国无关。

二、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此书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标题很耸动。但是和《中国的印度化》一样，其副标题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才是书的主要内容。中文译为“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该书诠释了佛教传入之初如何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调适的早期历史，以及说明佛教之所以能够成功传入中国的原因。

有趣的是，许里和在该书第377页却用了近乎文学的语言来赞叹这种历史现象：“一个伟大的宗教征服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可叹的是，这样一句话却被“科研工作”人员把书名拿来当成是“学术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被真正学术界所公认为是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是如何看待佛教与中国的关系。

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二卷《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72至378页里，韦伯把“关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从东汉明帝谈到17世纪末“康熙的《圣谕》全面禁止寺院继续取得土地，并拒斥佛教教理为非古典的。”为止。并在这一小结的最后一段话说：“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并未赢得支配性的影响力”。连支配性的影响力都无，妄论“征服中国”了。

三、“佛教壮大的关键时期与武力强大的统治者有关”：于君巧妙地把正在讨论的命题“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及“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以此命题给换掉了。这又与于君的“武力传教”论述“有关”吗？始终不见于君给以正面回应“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的问题。

四、季羡林与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弟，不是于君所说的表兄弟。季老师在北大一篇题为《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风波。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的论文里曾为提婆达多平反。

于君举提婆达多这个例子不仅又和讨论的命题无关，却把国学大师季老给拖下水。这一篇论文多年来一直被人热烈地在讨论，因季老的提法对佛教没有恶意，而于君又断章取义的引用季老在这篇文章里的话，为免波及到他老人家，这里暂不讨论。

石虎下诏书非为施暴

五、后赵皇帝下诏奉佛：于君说《僧传》里的叙述是佛教文献的一面之词。让我们就以于君所引用正史《晋书·佛图澄》有关石虎下诏书同一段话的开头，来说明《僧传》所说的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的事实吧。

“及季龙（即石虎）僭位，迁都于邺，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

石虎不仅一切“尽从”，还比石勒更“倾心事澄”（即佛图澄），更“尊敬莫与为比”。看起来正史的描述比“佛教本位”的《僧传》的描述还要来得更具有“佛教本位”。

即使是于君所举的石虎下诏书的内容，也只是要求“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没听说石虎把那些无有乐事佛者，以及上奏人王度及朝士们特斩之。

六、“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等君主的自傲……无佛教提倡的谦恭自卑”：这一段话又离题了。谦恭或许应该，宁可自傲也不可自卑。佛陀出世，脚踏七步莲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笔者就特喜欢这股气贯天地无我的浩然傲气。这一段当然是信史，信耶！

七、墨子是“亲自阻止过战争的伟人”：楚国侵略宋国时，墨子及其门徒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首领称为“矩子”，由墨子率领，阻止过战争的爆发。

像墨子这样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阻止战争爆发的事迹古今中外都有。能阻止战争爆发的人当然是伟人，这又与笔者所说：“佛陀是亲自多次有效地阻止过战争的伟人。”谈的并不是同一回事。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

于时语第二次的回应，此时联合早报的编者已经不耐烦了，写了一则很中肯的按语。

《再论宗教与武力》

● 于时语 16/10/2006

编者按：教宗本笃16世上月的演说，引用14世纪拜占庭皇帝批评穆罕默德的话，回教世界哗然，而本专栏作者在随后的评论文章，则引起本地佛学班学生林明雅与基督教工作者杨虹为文反驳。本版今天刊登于时语答复文章，并希望结束此话题的辩论，也希望各方从几篇文章的交流中体会引经据典温文辩论的知性与风度，并如一作者所言，上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课”，而不是狭隘地计较于哪方压倒了哪方。

休假归来，朝鲜半岛局势巨变，但是先不得不再就宗教与武力问题略作解释。

首先，笔者本意只是宗教壮大与武力的相关性，而没有涉及两者间的“因果性”，或者某某教“依靠武力传教”。如果有人作此理解，笔者只能致歉。

以佛教为例，我只是指出其传播的关键时期牵涉到的阿育王、迦腻色迦、以及五胡乱华时代北方少数民族领袖都是武力强大的统治者。如果有谁能论证佛教没有这三大“里程碑”，照样会有今天的盛况，笔者愿闻其详。

这一相关性，从中亚和西亚地区长期繁盛的佛教的消亡，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经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故乡，如今成为塔利班的根据地（坎大哈正是犍陀罗一名的流变），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像被摧毁，可以说是这一过程最后的句号。

更为醒目的事实，是佛教在中亚和西亚的短暂复兴，正是在蒙古征服时期。

新近在学界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便是有迹象表明此时佛教曾经西进到阿塞拜疆甚至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随着蒙古力量的退潮，佛教在广大的中亚地区终于全面消失。新疆境内的佛教在逆境中坚持到明朝初期才消亡，已经难能可贵。这一结局是因为“佛力”不够广大，信徒教义不坚，还是缺乏强有力的统治者的主持？多数人不难作出理性的判断。

诸多宗教消亡非“和平”过程

早期基督教曾经受到罗马帝国政权迫害确是事实，可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罗马帝国仍然是主导地中海世界的唯一强大力量。原来“多元文化”的罗马帝国范围内流传的其他大量宗教，诸如Mithraism和摩尼教此后纷纷消亡，也绝非“和平”过程，例如公元382年Theodosius一世下敕处死摩尼教教士。只不过今天没有人来诉说这些异教徒们“被迫害”和“殉教”的悲惨历史而已。

“异教”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本身经历的“君士坦丁转变”（Constantinian shift），开始残酷打击早期基督教的各种“异端”。例如公元385年被处死的伊比利亚主教Priscillian，从“异端”立场不知是否也算殉教？

我无意重复“达芬奇密码”之类的耸人秘辛，但是早有学人指出政教合一原则（Caesaropapism，由“凯撒”加“神父”组成的新词）是“君士坦丁转变”的重大成分，其结果包括原来由耶稣基督的兄弟领导、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圣训的基督教“原教旨派”的消亡。

最后不得不回到“佛教征服中国”这一题目。有论者能将许里和白纸黑字用作书名的《佛教征服中国》推论为并非作者本意，再从他人的著作中无中生有地演绎出“佛教从未征服中国”的结论，换言之，原来有的实在没有，原来没有的却能证明有。按照后来“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并未赢得支配性的影响力”的同样逻辑，蒙古和满族也同样“从未征服中国”了。

今天的佛教信徒实在不了解了中古时代佛教在胡族统治的华北的巨大成就。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之外，按照《魏书·释老志》，北魏晚期的僧尼总数达到200万，佛寺有三万所之多。且不说这三万所寺庙已经消耗多少GDP和国家财政，此时北魏总人口大约在3000万到3200万之谱，不到今天中国大陆人口的40分之一，其僧尼总数却接近今天中国的全部军力！ 或者按照人口比算，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和尚尼姑总数要达到8000万以上，超过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人口总和！

如果这仍然不算“佛教征服中国”，再看当时北魏首都洛阳城内，除了“费用不可胜计”的1367所豪华寺庙，按照皇族重臣任城王元澄，竟然还有三分之一的民居被佛寺占夺。假设今天新加坡市内有三分之一的民房成为佛寺或被寺庙占用，你如果还能根据剩下三分之二的民居论证新加坡“没有被佛教征服”，那么争论的题目只能是“征服”一词的定义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新加坡著名作家彭世灼先生（笔名：依然）在《新加坡新明日报》发表《文字游戏》一文，将于时语的“文字游戏”描写的入木三分，可见读者的眼光的是雪亮的。

《文字游戏》

依然

于时语的时评《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早报》23/9/06），以宣言式的语言作出结论：“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宗教是敏感课题，不容我置喙。

但由此的引申：“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这样的论调吓人一大跳！“征服”，是指用武力使对方屈服，就范。佛教的东传，是动用武力来的吗？

作者的本意清楚：“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但在为自己辩解时，于时语却说：“笔者本意只是宗教壮大与武力相关性，而没有涉及两者的‘因果性’，或者某某教‘依靠武力传教’。如果有人作此理解，笔者只能致歉。”

原本说“有”的，被人辩驳后狡辩说“没有”了。“相关性”、“因果关系”这类“学术字眼”出笼，让读者一阵迷惑。岂不知事物有其相关性，必有其因果关系。请读者对照上下文字，白纸黑字，文字游戏玩得乐陶陶。

于文刊出后，有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的批驳，题为《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佛教：世上无有战争假汝名字而为之》，引经据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时语理论根据的两部书的提出疑问。于时语没有直接的答案，对胡适博士的《中国的印度化》更只字不提，是理亏吗？

于时语对一再推崇的荷兰汉学家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首次反驳时说“（批驳者）关于佛教从来未曾征服过中国的说法，便与中外主要学者大相径庭。”这句话清楚表明他对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的肯定。

批驳者指出这本书的副题是《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还直接从原书中征引文句，说明这本书重点并非在说明佛教征服中国。于时语回应坚持“有论者能将许里和白纸黑字用作书名的《佛教征服中国》推论为并非作者本意”。直接从书中的征引变成了“推论”，而前面他又说“笔者本意没有涉及某某教依靠武力传教”。请查辞典什么叫“征服”，“佛教征服中国”，就等于说佛教是用武力传教，使中国人屈服，就范。文字游戏多好玩！一顿一挫。

我大半辈子和佛法有缘，真实的感受是佛教在中国更大的光环是“佛教的中国化”，而不是“中国的印度化”。佛教东汉已注入中国，公元65年，汉明帝已遣使12人到天竺求经，往后经常有中原高僧前往天竺取经，天竺高僧也陆续前来中原宣扬佛法翻译经典，交流不息。

佛教东传的整个时代背景，余英时教授评议说：“东汉在思想上儒学重群体的意识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重个体自由的老庄。佛教东来及其传布也助长了此一趋势。”佛教东传，一种自然的文化契合，何来“依靠武力传播”之有？

五胡十六国是一个大分裂的动乱时代，也是一个中原种族文化大融和的时代，历时136年，主要政权都是短命王朝。在这样的背景下，佛理正是苦难人生的开脱，加上当时君主不少是佛门子弟，于是佛教大盛。这时期佛教已经存在于中原大地200余年，而不是于时语所言的“佛教开始征服中国 ，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而不是在“硝烟中”，佛法传扬与政权武力有多大关连？

一个重要的“学术结论”就凭两部书的书名而来，这样的治学手法叫人难以信任他往后的论述，受质疑后的狡辩，挥舞耍弄，吞云吐雾，毫无诚意，于时语和余秋雨非常相似，于是我将过去剪存的于时语一些评论全丢弃了，从此也不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