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自哈勃望远镜升空迄今已有二十多年，它使人类不需经过启示，就可凝视至137亿年前的宇宙，可惜人类还是无法对自己居住的地球环境与保护有足够的认识。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各种生态环保思潮与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反思应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当代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于2010年9月与另一物理学家伦纳德﹒姆沃迪瑙合著出版了第三本科普著作“The Grand
Design”。他在书中提出了“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而不赞同有一个“智慧的设计”，其书名中的Grand（大）实际是对所谓全知，全能的设计的一个反讽，故我把它正面地翻译为《大因缘》，即“相即相入”（Dependent）的大因缘。
在该书的第三章〈什么是实相？〉（What Is Reality？）里，霍金这样写道：“There is no
picture- or theory-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即不存在一个景象或理论独立概念的实相。他担心人们看不明白，就举了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来说明观察者（observer）的重要性。书中写道：“在有些情况下，单独的客体简直无法独立存在，它只能作为多个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有如“单独、自由的夸克在自然界中是无法存在的”。
这不单为宇宙与生命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圆融自足的理论，即：“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也为事物（物质与精神）均具有相互的关联性、依赖性、相即相入、圆融无碍提供了理论依据。
宗教的社会责任
此书出版之后，引起西方宗教界极大的鼓噪，西方认为宗教是与一个全智、全能、至高无上的造物神祗有关；并认为宗教是对现象的“诠释”（interpretation）而不是“解释”（explanation）。很显然，这与东方的宗教观有很大的区别。
儒家信“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道家信“三生万物”，而释家信的是“因缘和合”，“实相无相”，一切都有其自作自受的因果（业Karma）解释与充足理由，都不信有一个造物主。
厘清了这一点，才能与国际各宗教社会作有效的对话，才不至于各说各话。才能避免大而化之地说所有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要不，就说着一些诸如“爱”、“良知”、“和平”、“平等”、“人权”等一些既抽象又无法交接的概念。
西方长期以来把这些抽象的概念提升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由此来掌控对文化、生态环保、道德伦理以致“普世价值”的话语权，形成西方的文化霸权。
中华文明要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首先就必须要拿回对社会文明与人类普世价值观解释的话语权，而非本末倒置地拿起香来跟着对拜。把孔子、老子、佛等陀与西方耶和华神明等同起来，把具体的孔子仁爱、老子的无为以及佛陀的慈悲思想与抽象的“神爱世人”等同起来。
社会责任之生态环保与道德伦理
此书的出版，为宇宙生态学乃至自然生态学提供了科学理论的依据，也将对未来人类思维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为过去的学说夯实了理论基础。
其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Evolutionism）。一直以来，不相信进化论的人们在诘问达尔文的学说时，总认为那是达尔文的观察，没有科学的依据。对于这个问题，达尔文在写给同事约瑟夫·胡克的一封信里由反证中有提到：“如果可以证实，确有某种复杂器官是不可能经由无数渐进且微小的变异而形成，那我的理论就会彻底崩溃了。”
另一个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虽然西方文明传统根据其经典的记载，认为“人比麻雀贵重”，相信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认为人比自然万物贵重优越，与其他生物无伦理关系，为食用其它物种道德合理化。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西方的学者开始作深层次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思想先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就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提出“敬畏生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对一切动植物有情众生的关怀。
还有美国生态保育之父的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出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热爱，他构思出迥异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地伦理篇》（The Land Ethic），并将有情无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动物等包含在所谓的“生物社区”里。
在这个社区内，“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其中的每一件事物，与任何其他事物均有关联和依赖性、相即相入，组成了一个有情与无情世界圆融无碍的生命共同体”。李奥波认为，这是“一种最终极的民主”的实现，颠覆了民主这一个“好东西”的西方传统“普世”价值观，也敲醒了盲目地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后现代“东方学者”。
随后，1970年代，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
1912-2009）提出了“深层生态学”来质问停留在以人的利益为目标的“浅层生态学”价值伦理观，使对生态危机的反思持续深入地展开，各种关注生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相继地在西方出现。
科学家在发现“温室效应”这一现象之后，令解决地球异常的方案朝着“节能减碳”方向极端的倾斜。谁拥有庞大资金的水喉与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自然会设下这一个“减排话语的陷阱”；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显然就是这个陷阱话语的制造者，并成功地把全世界陷在这一框架里长达20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古气候专家丁仲礼早已直斥这个框架“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因为发达国家试图“将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的贫富差异固定化”。即便是如此，以美国及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以自己短期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企图拖延甚至推翻自己过去的承诺。
美、日的心态固然可受公评；然而，生态环境恶化主要的症结还在于人类为了满足自身贪婪的无明欲望，而对山川、森林以及各种动物的大肆破坏、掠夺与杀害。《周易》曰：“天行健、地势坤。”天地运行本来矫健和顺，如今天地做出大反扑，正应了因果循环屡试不爽的真谛，人类自然要自食业果。
回顾霍金的金玉良言：“单独的客体……只能作为多个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作为重要的主体“观察者”，要进一步拓展与肯定观察者的“自我”，由“自利”达到“利他”的二元统一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唯有把“自我”投入到更大的“生物社区”里，以平等心、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来否定“自我”。因为“自我”的自身利益是更大世界或“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获得奈斯所要达到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即生态智慧与伦理的终极规范。世间种种的道理，不正也是如此吗？
我们不能只期待各种国际气候协议的落实，以为他们真的会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求人不如求自己，唯有建立起正确的众生平等观和自利、利他到“自我实现”的伦理观，才能把我们的地球建立成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不再受污染的人间净土。
除此之外，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他用欧洲的哲学来阐述佛教这一远古的印度智慧。在其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里提出了因果律，阐明了发生学的根源；解释为什么现象世界必须通过充足理由律来了解，即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皆可被解释。
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与条件性。佛教就是假借事物存在的条件性，来净空事物的真实性，就在净空事物的那一刹那或当下间，还事物本来的真面目。说明事物的发展，除了有其逻辑理性规律，还有更为重要的悟性道德因果规律。东西方文明的最高智慧 ，可谓是殊途同归，可相互融会。
总结
在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释迦穆尼等圣哲出现的时代，被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冠以“轴心时代”的称谓。他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印度与西方，涌现了革命性的思潮，目前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人类每在复兴之时，总要向轴心时代作回顾。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番话，说明人类在轴心时代出现的革命思潮，到今天依然是人类思想回顾的依归，正说明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有其必然的科学性。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论时说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与执着，不能证得。”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意识流与物质流是一样，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来获取到的 。
综观人类历史，科技进步改造了客观世界，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也造成对人类外部生态环境的的巨大破坏，进而对人类精神内部道德观念的荼毒，使人逐渐远离具有悟性的“高贵野蛮人”，成为“野蛮的理性人”。
自17世纪莱布尼茨和牛顿两人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研究“无常”刹那间变化、研究“当下”的新时代。到19世纪，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因果律的理论根据，并由此夯实了唯实论的基础，把佛学从形而上的出世间拉回到器世间来。
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人类了解时空是弯曲的无限性，为佛教的“无始观”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人类不必再迷信于世界有创始必有末日到来的神话。量子论的出现，使人类了解“我”（即观察者observer）才是世间万物真正的主宰，即“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1世纪的前后20年，哈勃望远镜的升空，使人类不需依赖数学逻辑的计算，也不需要语言作累赘的阐述，第一次通过肉眼，就可以直接凝视到137亿年来我们这一三千大千世界的无常演变。
至2010年9月，霍金的“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上，向“缘起论”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这些进步，将为人类揭开宇宙、神学、形而上学等神秘学科的面纱，有助人类除魅的思想。
这三百年多年来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颠覆了人类的逻辑线性“理性”思维。伴随着近10年来全球在社会、政治、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的进一步恶化，人类有必要开始重新定义21世纪之前所有熟悉的东西。当然包括由西方“理性”所产生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与社会制度。
正值中国这只睡狮开始苏醒之际，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地对轴心文化作回顾，以中华伦理的圆融、宽厚与包容，佛教必将会成为东西方文明融会搭起沟通的重要桥梁，为人类文明建设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林明雅
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
2014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