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初探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Deep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Axial Cultures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Deep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Axial Cultures
2011年11月22—24日。中国成都
【内容摘要】在轴心时代，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性空，学术界称之为“缘起论”。随后他创立了第一个僧团，其教义在历史上贯穿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并为东西方文明所汲取与融合。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理论物理学的新发展，人们可以预期，佛教在未来的西方文明里，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宇宙宗教而造福人群，并为世人所接受。
【Abstract】During the Axial Age, Sakyamuni of ancient India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attained enlightenmen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Doctrine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by scholars. That after, he formed the first sangha, expounding the dharma. His teaching sprea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nd was absorbed by and merged itself with Oriental and Occident civiliz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physics, we can expect Buddhism will develop as a cosmic religion in the West, which will benefit and be accep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关键词：轴心文化，缘起论，悟性，宇宙宗教。
前言
1943年闻一多曾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6年后，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i]一书里，把这一“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的文明冠以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称谓。他说大约从西元前800-200年之间的这一段时期，中国、印度与西方，涌现了革命性的思潮。目前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人类每在复兴之时，总要向轴心时代作回顾，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统称为轴心文化。
在中国，由孔子与老子的儒家与道家学说，后来衍生出儒教与道教，成为中国人民的本土宗教。儒家对宇宙与生命的生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ii]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iii]一切妙有是“玄之又玄”[iv]无有常住地变幻，其生命的追求是修炼成长生。
在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 世纪出生于梵文化的故乡，他通过自然与精神的实践与体验，最终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性空”的菩提智慧，简称为“缘起论”；证悟到有生就是苦，生命要摆脱苦唯有实践圆满寂静的无生；从此与梵文化的“梵我合一”分道扬镳。释迦牟尼随后建立起自己的僧团。
在以色列与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被尊称为“古希腊三贤”，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而古希腊哲学是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没有了希腊哲学，我们无从了解由以色列先祖亚不拉罕家族神耶和华发展出来的犹太教，并由此衍生出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圣公会、伊斯兰教及其神学思想。其信仰认为耶和华神创造了世界与生命，其生命终极的追求是达到永生。
很明显，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前两者的圣哲们认为是因缘和合而成，而后者则认为是由神祗所造。
前轴心时代
在轴心时代之前，万物经过漫长岁月的自然演化，早期原初人类是与大自然共生，其意识流和宇宙大自然之基本作业行为原则是协调一致的，地球上各类有情、无情诸众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是在其生存意志的驱动下，大胆迈向直立，学习使用石器与天火，在与大自然的不再协调的搏斗与利用中，开始了人类思维第一次的重要异化，人类从此告别了类猿人这一物种，标致了人类文明的起始。
接着原始人开始通过出神及作梦与解梦，再经过人脑对事物与现象的解构，从而跨越无意识界进入意识界。人类在进一步对事物或现象的知识不断地向深层推进时，最终必然要在实践上日益趋向道德的目的。
在人类努力探索事物或现象背后的奥秘时，基于人类线性逻辑运行的理性思维能动性，因而在热衷于探讨与追求第一因的究竟问题时设定了“理念”，即灵魂、精灵、神、天主或上帝。这些被人为设定而不存在的“理念”自然是无法被认识，却可以被人类来信仰，宗教信仰的哲学就此产生。
鉴于早期人类的愚痴（Ignorance）[v]，这种信仰意识的产生，使崇拜大自然的日月星辰、山川动植物、大自然现象的自然神信仰成为早期人类共有的信仰，如古希腊有掌管天界的宙斯神及阿波罗太阳神；古印度有湿婆、梵天和毗湿奴三大主神；中国人也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故事。早期以色列人的祖先闪米特人是信奉多神教，其中就有天神Hadad或称为巴尔Baal这一位慈悲之神。
华夏民族于春秋战国之时的人文精神已经非常勃发，《春秋左传•桓公六年》早有记载，“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中国人比西方启蒙运动时的圣哲们早两千年就已认识到“神为人造，民为神主”的人本主义精神的道理。
随着除魅工程的启动，神秘观念渐消，“昊天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所取代，天也成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就构成了后世中华文化信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而“敬天崇祖”更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从昊天上帝，到秦汉时代把上古时代的黄帝、炎帝、少昊、太昊、颛顼等五帝这些上古时代的君主，中国人均视他们为崇拜的对象；甚至在历史的进程中，把英雄人物如关羽、妈祖，都会被奉若神明，供上祭坛。
这不是迷信，这是华夏民族对大自然的敬畏、一种血浓于水的融合、是对伟大先人的缅怀；唯其能真心虔诚的“敬天崇祖”，在神州大地长期维持这种祭祀传统，把忠义与慈悲的精神通过代代相传，才能凝聚成为一支强而有力的华夏民族，那怕他们散居世界各地，依然如是。
有了这种多元信仰，才能维持这绵延不绝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而不应该是反历史，反人文精神其道而行，再造反魂工程，塑造一元神祗来祈祷与礼拜。虽然这种多元的祭祀曾被贴上迷信的标签而有过短暂的停顿；可幸的是，中华大地如今又再重燃起自己的文明香火，避免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地遭到断裂的噩运。
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神明崇拜与信仰，具体表现在各民族的图腾崇拜；伴随着祭祀、巫与神职人员的出现，早期的宗教开始有了雏形，人类开始迈开大步，有了自己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史是伴随着宗教信仰而发展起来的。
在人类意识流的宏观史上，无意识长期居先于有差别的、推理的意识；从前意识发展到意识的这一进化过程是缓慢而费力的。因此，人类早期平行运行的关照“悟性”思维相对于线性运行的逻辑（合乎）“理性”[vi]思维更为活跃。再经历了多少万年才达到了文明的状态，俗称为铁器时代。
在考古学上，铁器时代是指人们开始使用铁来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时代，此时农业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模式都发展迅速，各国都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定义所有熟悉的东西。
轴心时代
在进入“轴心时代”，人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发生在铁器时代相当地成熟，以及语言相当成熟的时代。即人类的科技发展产生一个质的飞跃时代，一个破除神秘思维的除魅时代，一个人类文明发展迅速的起始。
此时，人类开始大量且高度地依赖使用工具利器、数学与语言，因此必然开始更多地依赖线性运算的逻辑理性思维，更多地利用分析法，而开始少用百万来人类长期习惯使用平行运算的观照悟性思维。由于人类一切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都用语言概念来陈述与阐释，主导概念背后的意识流运动，就变成自然界的运动。
人类思维的这种“异化”，在古印度出现在反吠陀的思潮或沙门思潮的年代，而中国则是出现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年代，古希腊则出现在“荷马时代”之后的城邦年代，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它们都是发生在思想非常活跃，社会非常动乱，革命性思潮涌现的时代，这是人类意识流所产生的再一次异化现象，从而形成了轴心时代。
老子对轴心时代的人类思维与社会现象有着非常精辟的概括与说明，他说：（那时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vii]这“四多”说明了轴心时代是发展变迁的。
法国“自由的奠基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曾在《论科学与艺术》里指出，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在自然状态下，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的本质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卢梭认为知识的积累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却压制了个人的自由，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是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好人是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
人类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肇始于石器时代，由此逐渐地脱离了自然状态，建立起分析性、分别性的合乎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使古代科技与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人民因此多了“利器”与“伎巧”；由嫉妒、畏惧和怀疑所引起的相关社会问题也由此产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使政府加强了统治，增加立法，天下自然多了“忌讳”，“法令”也跟着“滋彰”。这些具利器伎巧型的 “理性社会”，是由于经过长期“合乎理性”思维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理性已经发展成为软实力与巧实力而无往不利之时，后现代的东方学者们，还亦步亦趋地沉迷于所谓“深层次的理性”思维方式，怎不叫西方霸权主义者心中暗自窃喜。
消费主义驱动了人类各种贪、嗔、痴三毒的原始欲望，崇尚时尚的“奇物”也跟随而上。当亚当﹒斯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一方面以“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假设，强调私利，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先以道德情操论来告诫贪婪的人类要有恻隐的同情心。
从《国富论》开始，这250年来，人类道德依然迅速滑落，最终使后现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的道德底线只能依靠“法令”苦苦来支撑，而“法令”却永远是滞后于如美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这一类现代经济盗贼的犯罪手法。
在政治上，今天的政党民主制度已经开始跟着衰亡，并走进了“为了胜选，有比诚信更高道德标准”的尚黑死胡同。好人是被“四多”所折磨和侵蚀，社会的发展导致了道德的沉沦，遑论民主与人权，这是人类的不幸。
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幌子下，对全球的经济、货币、金融、贸易、政治、法律、人权、环境生态保护等议题，长期以来，设下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各种框架协定与法令，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抚今追昔，这就应了老子所说的：“人民弥贫、国家滋昏、奇物滋起、盗贼多有”的现象，这就是轴心时代的真实写照，今天社会的宿命。
因此，要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老子认为圣人应该向内求，回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三无一好”的内化体悟修行来；这种“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反求诸己的道德体悟修行是中华文化释、儒、道所共有的东方价值观。
这要借助于人类平行运行的关照悟性思维来进行。除道家的“三无一好”之外，佛家有八万四千的禅修法门，儒家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各种修行法门。
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老子提出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正，是也，该如何就如何；奇，异也。就是用符合“道德悟性”的“无为”理念，以及用异于“忌讳”与“法令”的手段（用兵）来治国，从而达到“无事而富民”的目标来治理天下。
由“正”到“异”到“无事”（儒家称之为“和”、佛家称之为“空”）的中道精神，这正是意识流的一个辩证过程，它比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经世济民理念要早上两千多年。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认识，必然是相互一致的”[viii]。
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各家修行的制欲“道德悟性”长期统御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而西方则通过几次的宗教与社会世俗化变革，在“荣耀神（耶和华上帝[ix]）”的最高合乎理性道德追求下，建立了在发生学上认为欲望是无穷的现代资本主义。[x]
更把人类的无穷欲望通过“自由”、“民主”与“人权”，极尽地释放出来，把“合乎理性”的利器与伎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并通过西方强势的文化霸权，把这伎巧理性的价值观通过其媒体鼓吹成“普世价值”，利用软实力、巧实力煽动他国人民发起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及阿拉伯之春革命等，进而透过其武力霸权强加于世界各国，造成无休止的战争。
2500年来，人类由于长期使用“合乎理性”的逻辑思维，因而创造了今天的高度物质文明，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导致现代人通过以逻辑合乎理性为基础的文明而压抑了人类纯净的悟性。同时，也由于逐渐放弃使用早期人类的观照思维，使人类逐渐脱离与周边环境能量的融合，无法与之结合，故而逐渐丧失整体、直觉与创意的悟性思维，无法获得自在，故而导致道德的日益沦丧。
这是为何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无法再出现具有原创思想的智慧型巨人，只能每在出现复兴之时，总要向轴心时代作回顾。相对照于人类科技与物质文明的创新，我们的精神文明是相对地缓慢甚至是停滞发展。
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的深层作用
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地处欧亚之中枢，人种属于雅利安人，与印—欧人种有着天生的血缘文化关系。佛教产生于印度，在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当中，以佛教的传播最为显著。佛教在印欧文化的交流开始显得乏力，如今却后劲十足。本文试将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作一般性地初探。
在释迦牟尼入灭之后的两、三百年，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叫做“孔雀王朝”，并把佛教传播到印度各地和比邻印度的爱琴海沿岸、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据阿育王时期的碑文《摩崖法敕》（第十三）记载，佛教僧侣的足迹甚至远及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腊。并进一步传到大月氏、康居；由西域一直向东的葱岭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经天山南路二道的龟兹，于阗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传入中国内地。到了贵霜王朝[xi]，佛教进一步发展，这时，印度、中亚各地的佛教僧侣经西域各地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译经与传教。开启了中印之间两千年多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从阿育王到贵霜王朝，甚至在整个佛教的传播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这在目前世界各主要的宗教史上，确实是一个异数。单是在这一点上，就足以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所关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
佛教的东传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它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佛教大约是在释迦牟尼入灭后五百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正是耶稣出生的年代。
《牟子理惑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人是如何接受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说明，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xii]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观点、词汇来解释佛教教义，“极力论证佛教的道与儒家、道家的道是相符合的”[xiii]。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释、儒、道三家同时并存的文化形态。
在五百年时间，佛教与中国的三玄，即《黄老》、《易经》、《庄子》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磨合，形成中国的汉传大乘佛教。再经过两百年后的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印度东来，传承到六祖慧能大师（公元638-713），最后发展出中国的禅宗思想。
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儒学对轴心文化的一次有效的回顾，它吸收了佛家的“缘起论”与道家的“玄学”来回顾儒家《礼记·大学》中的八目。[xiv]把佛教的“缘起论”注入“格物”的穷至事务之理与道德的“致知”，充实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升到心性之学来。
民国之后，西学东渐，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文化思想进一步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与祸害，人们一方面渴望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1923年2月开始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人生观引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xv]
1920年太虚法师在这场论战之前，就已经写了《近代人生观的评判》，开始了他的人间佛教的论述，至1947年太虚法师圆寂为止。由“人生佛教”到“群众的佛教”，最终建立起建设人间净土的佛教。可以这么说，佛教从这场论争又找到了新的活力，催生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影响至今。
佛教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在埃及学习，并把印度吠檀多主义的吠陀“轮回说”介绍到希腊。[xvi]古印度“无常”的思想，也从“远在恒河河谷和爱琴海亚洲沿岸的发源地，传到我们（西方）这里，对于印度斯坦的早期哲学家和对于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哲学家一样，现象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变化多端：万物无休止的流动从产生到可以看见的存在，在那里没有开始的征象，也无结束的前景。”[xvii]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即位，开始了其东征的霸业，并将希腊文化带至中亚及印度北部，以及由之后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称之为大夏）、印度—希腊王国、贵霜帝国、健驮逻、马图拉、笈多王朝等王朝延续。
亚历山大帝国最大的影响是希腊式的佛教（Greco-Buddhism）艺术，包括受希腊雕刻风格影响的佛像，以及希腊理性思辩哲学的融入到大乘佛教之中；最后亦影响到中国、西藏、日本、韩国的佛教。希腊文与印度的梵文同属印欧语系，这两种语言亦互相影响，亦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教曾受佛教的影响。
如《使徒福音》曾记载：“祂（耶稣）最后被见到的行踪是在西亚，当时祂是13—14岁。”之后到30岁，耶稣的事迹未见《圣经》有记载，西方的教会也说不出一个原因来；但史学家相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是随着骆驼商队到印度学习佛经与吠陀经。在原始本的新约《彼得福音》[xviii]里，也曾详细记下耶稣曾去印度学习东方宗教。[xix]
亚里士多德的“土、水、火、气”，不像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那样，在与古印度“地、水、火、风”的“四大”相遇之时，无法让印度文明在西方落地生根。在度过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的岁月，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才开始改变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人生价值，开始认真思考“神为人本，民为神主”，以人为本位的除魅新观点。
18世纪以来，从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西方又经历一次文化构建的发展时期，即重新建构了被解构的宗教世界。虽然这时期出现不少像伏尔泰、卢梭等思想上的巨人，虽然佛教思想也在此时通过古印度经典与哲学思想传入欧洲。[xx]然而，无论是在推理表现的哲学思维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西方自由主义一直陷入了二元论的文化矛盾之中，其人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
人们常说启蒙运动是第一个人类心智启蒙（Enlightenment）的时代，东方社会的落后与缺乏所谓的“理性”是由于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的过程，由上述的论述可知，这是很片面性的看法，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展开。
叔本华—西方的牟子
到十九世纪，欧洲出现了类似牟子的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他通过上述一点有关佛教的书籍热衷研读，并常在其著作中引述这些书籍的内容与资料；作为一名欧洲的哲学家，他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叔本华以他的意志主义哲学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先河，而其理论的中心是生成意志痛苦的哲学。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181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及1818年出版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其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康德，却在意志这里与康德分道扬镳。“康德认为，自在之物只能被想象，而不能被认识。对叔本华来说，这正是康德失败的地方。叔本华宣称，最终有且只有一个自在之物， 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认识它。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自在之物就是意志”[xxi]。
《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提出了因果律，阐明了发生学的根源；解释为什么现象世界必须通过充足理由律来了解，即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说任何事物皆可被解释。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与条件性。佛教就是假借事物存在的条件性（就是八目穷至事物之理的格物）来净空事物存在的真实性（即空性，道德上称为致知）。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句话赫然就是：“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这与释迦牟尼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及与龙树菩萨[xxii]的“三是偈”—“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是吻合的，是符合现代最前沿科学量子论有关主体（我、或observer[xxiii]）的说法。[xxiv]
这是用欧洲的哲学来阐述“远古印度智慧”；中国的牟子是以儒、道思想与古印度佛家思想相糅合。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就为现代佛学提供了新的西方哲学素养，成为结合东西方文明的西方牟子。
结语：未来的宗教
综观人类历史，科技进步改造了客观世界，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使人逐渐远离具有悟性的“高贵野蛮人”，成为“野蛮的理性人”。（见图1）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人类了解时空是弯曲；量子论的出现，使人类了解主体（即我、或observer）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了人类对事物的看法。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1世纪的前后20年，科技的发展达到了另一新台阶，其中哈勃望远镜的升空，人类不需依赖数学逻辑的计算，也不需要语言作累赘的阐述，就可以直接凝视到137亿年前的宇宙。最近的10年里，西方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道德神经科学揭露了人类脑部是如何来建构道德、悟性的凭借根源是什么。
还有霍金于2010年9月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科普著作《大因缘》（The Grand Design）[xxv]，霍金在书中提出的“实相主义”（Model dependent realism），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上，向“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些进步，将对“缘起论”产生巨大的推广作用。为人类揭开宇宙、神学、形而上学等神秘学科的面纱，颠覆了人类的逻辑线性“理性”思维方式，
除此之外，西方在宗教环境生态学[xxvi]、脑神经科学等有着显著的发展。这些发展，伴随着近10年来全球在社会（包括自由、民主与人权）、政治、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的进一步恶化，此时的人类有必要再次地开始重新定义21世纪之前所有熟悉的东西。当然包括由“理性”所产生的自由、民主与人权，人类有必要再一次地对轴心文化作回顾。
1954年，爱因斯坦曾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发展，作了一次有前瞻性的回顾。他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 [xxvii]
马克思曾说：“辩证法在佛教中早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然而，世界主流的思想一直处于唯心与唯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矛盾中，这也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对于事物（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物质的）的实践与体验修行，中国与印度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的历史与经验。
上个世纪5，60年代，这种传统的经验已经通过西方无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年轻人，他们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把印度的瑜伽与中国的寒山、禅宗修行传到了西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掀起了一股东学西进的浪潮，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如今已逐渐地融入西学，令西方无论在环境生态学[xxviii]、脑神经科学研究[xxix]和现代科技有了重要的突破。
其中就有当代美国著名诗人，加里·史奈德（Gary Snyder，1930年生）以及后来最具现代创意，著名苹果电脑企业的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等人的身影；乔布斯英年早逝，却留下深具禅意的名言：“求慧若渴，大智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对道德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启示。
西方思想界与宗教界对生命的体悟纵然有不如佛教的地方，如上所述，他们却正在奋起直追，并在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集体亮丽登场。（见图2）倘若中国思想界依然对自己的文明弃如敝帚，或机械式唯物状地只钻研其形而不体验其神髓，或唯心地祈求万能的神祗，那么必然很快会被西方赶上。
最后也会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那样，再次沦为一项非物质文明遗产而被西方的科学体验重新发现。届时，中国的精神文明将再一次如物质文明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的后头学习，那将会是一件真正可悲的事。
21世纪的后工业文明时代，文化与人才资源将会成为世界各国重要争夺的对象；因此，轴心时代的文明将会成为我们发展未来文化和未来经济的重要资源。如果不想使“可悲”成为事实，中国人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有“文化自觉”的悟性。即要在纵轴的时间上结合传统与现在；也要在横轴的空间上，从新被定义的语境下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
这些年来，中国对轴心文化作出这一系列的回顾。其中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多次举办世界佛教与道教论坛；也对未来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前瞻性的指导方针，如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08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今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文化兴国”战略，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开启文化强国之旅，恢复失去的文明盛世地位，再为世人所尊重。
这说明只要能正确地认识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唯心与唯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矛盾，正确认识与实践“正、奇、无事”的辩证关系；重新塑造人类的悟性，节制人类的理性，弘扬中华文明的中道思想。就能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为世界和平与中国的道德重建指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道路来，培养具有恻隐同情心、自在、道德悟性普世价值观的高贵文明人。
任何急躁，盲目追求“合乎理性”的“民主”，缺乏具真正自由创意“悟性”准备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来说将会产生比道德沦丧更大的灾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变迁所导致道德败坏的前车之鉴，以及东西方先哲们苦口婆心的告诫，不可不引以为戒。明了这点，中国将能“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以此文知其然哉！
作者：林明雅
“野蛮”的悟性犬 野蛮的理性人
图片1来源：
图片2与说明来源：
Supporters of the Occupy
London Stock Exchange protest take part in a mass meditation on the steps of St
Paul's Cathedral in London, Thursday, Oct. 27. The senior St. Paul's Cathedral
priest who welcomed anti-capitalist demonstrators to camp outside the London
landmark resigned Thursday, saying he feared moves to evict the protesters
could end in violence. Other senior clergy and politicians urged the campers to
leave peacefully, as the cathedral announced it would reopen to the public
Friday after a weeklong closure triggered by the demonstrators' tents.
注释：
[i]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原著为德文），1949年初版。1953年由Michael Bullock英译为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和英国Routledge and Keegan Patll公司出版。
[ii] 《论语﹒阳货》
[iii]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iv] 《道德经》第一章
[v]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Bantam Books in 2010. P. 17
[vi]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对rational（中文译者译为“理性”或“合乎理性”）有着零零碎碎的说法，韦伯一方面说印度是缺乏（逻辑）推理（rational），另一方面又说有“理性的神秘观照（contemplation），…所有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韦伯的理性观是从“精神气质”（ethos）的“发生学”来设定其道德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因而，他在结论的最后一段话这么说：“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不是我（韦伯）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同等的可能性。”与西方唯灵论及唯物论所不同的“理性”道德观是，东方讲的是体悟，或称之为“悟性”的道德观。
[vii]《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ix]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因发现“天主”、“上帝”这些词汇早已存在中国古文献上，为了方便传教，蒙蔽中国信徒，因而主张以“天主”、“上帝”来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Deus，希伯来文Elohim，希腊文Theos，法文Dieu，德文Gott，英文God）。如同利玛窦开始自称“西僧”后又改称“西儒”又作儒生打扮。可是，到了1610年，当利玛窦去世，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他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中国的“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因此主张应将“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音译。为正名故，笔者赞同龙华民，但认为采用“陡斯”比较生僻，故而本文采“神” 而不使用“上帝”或“陡斯”来称呼耶和华，避免混淆视听。如2011年初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为了向回教徒传教，也把耶和华神翻译为阿拉，这一次却引起马来西亚回教徒的抗议与焚烧教堂的暴动。
[x] 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
[xiv] 八目：“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xv]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哲学家张君劢到校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深远的“科玄论战”。形成了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该论战对中国思想界的更新与发展，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xviii]彼得是耶稣的最早门徒，与西门一同归依耶稣，跟随耶稣最久，是耶稣最得力的左右手，当然对耶稣比其他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要深入得多。作为大弟子及随身侍者，彼得对于耶稣的一切事迹都纪录在《水徒行传》（Aquarian Apostle Chronicle)又称为《彼得福音》。
[xix] 1894，前苏联医师兼旅行作家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 曾出版一本《耶稣基督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Christ），书中叙述他在拉达克因坠马断腿而在希米斯寺疗养时，寺中僧人曾出示两大黄色藏文经卷，卷名《圣者伊萨生平（The Life of Saint Issa）》，内中就有记载耶稣少年时到过西藏与印度的事迹。所谓“伊萨”的意思指就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即是耶稣。除此之外，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Mirza Ghulam Ahmad）于1899年， 利未·都灵（Levi H. Dowling ）于1908年， 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 ）于1922年，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于1923–1928年，伊丽莎白·克莱尔·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于1956年，及荷尔格·克尔斯顿（Holger Kersten）于1981年在他的书中《耶稣在印度》（ Jesus Lived in India）从各方面都有指出耶稣曾到过印度。
[xx]当时，印度就有人把《奥义书》译成波斯文、蒙古王朝第五世君沙哲汗的长子于1656/7年间命人把包括五十种《奥义书》在内的梵文本翻译成第二个波斯文译本、法国学者杜伯龙（Anquetil Duperron）于1775年带回欧洲与后来又从菽查（Shuja ud Daula）宫庭得到另一个波斯文本，一起翻译成法文。最后于1801/1802年间译成拉丁文才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五十种。书名为“古代秘宝”，“印度之古秘密教言，在印度本土亦至为罕见”，以及“中涵神学与哲学理论，摄四《吠陀》之菁华” 。在文学方面，1808年，德国诗人与印度语言文学家施勒格尔（Fridrich Schlegel）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书名所说的“智慧”便是《奥义书》、《薄伽梵歌》和佛教所指的智慧 。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那就是我”这句《奥义书》的名言。还有亚倍尔·雷谬莎译的《佛国记》、斯宾斯·哈代的《东方僧侣主义：瞿昙佛创始的托钵僧派述事》、乌布哈姆的《佛教教义》、杜伯龙的《邬布涅伽研究》、德·波利尔夫人的《印度教神话》等。在哲学方面，威廉·琼斯的《论亚洲哲学》、《印度教戒律纂编或摩奴法典》、哥鲁·布尔克的《印度哲学史》。更多时候，印度与中国哲学是以被批判的形式出现在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等著作里。
[xxii] 龙树菩萨，约公元二世纪，南印度佛教人物。他首先开创中观学说，以《中论》宣说“缘起性空”，肇大乘佛教思想之先河。在佛教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xxiii]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Bantam Books in 2010. P. 44
[xxiv]林明雅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生态伦理的实相》，《南洋佛教》季刊第475期，2011年7月—9月。http://linmingya.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html
[xxvi]1990年代，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花了三年的时间，出版了一系列“宗教与生态”的丛书。其中就包括佛教、儒教、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
[xxvii]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edited by Helen Dukas and Banesh Hoff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xxviii] Mary Evelyn Tucker, Duncan Ryuken Williams etc, Buddh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harma and Dee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5, 1998)
[xxix] Jill Bolte Taylor, 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Lulu.com, November 1,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