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全球化不只对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使东西方人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东西方宗教对话的历史剖析，以及笔者本身的亲身体验，说明佛教已成为美国新时代的宗教信仰新趋势，这有利于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有助于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Globalisation
has not just greatly influenc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has caused a subtle shift in religious belief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seeks to expound the emerging trend of
Buddhism establishing itself as the new age religion of the USA through
analysing the history of dialogue between religion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ombined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he writer. The exposition
would benefit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religion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and more importantly contribute toward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宗教，科学，对话。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宗教，科学，对话。
前言
“可持续发展”[1]作为本大会的大主题，说明佛教要发展，需要持有科学发展观，还要与科学作必要的有机结合，才能作有效地持续发展；设立此主题，有助于那些把实证的佛教当为哲学思想或是神佛不分的迷信说法给捣正过来，为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摆正方向。
因此，在对本主题论述作进一步地展开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关键词的意思作一定程度的厘清，才能有助于了解东西方宗教信仰的内涵，以利东西方宗教对话的展开，避免造成各说各话，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其一就是宗教。中文的宗教一词，来自《续传灯录》的“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这里的宗教是指崇佛及对弟子的教诲。在说文解字里，“宗”
表示对人类祖先鬼神的尊敬和敬拜，都没有造物主的地位。受西方宗教学的影响，宗教与西方的Religion（s）一词被画上了等号。
有幸的是，2010年9月著名现代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与伦纳德﹒姆沃迪瑙（Leonard Mlodinow）合著出版的科普著作The
Grand Design（我把它翻译成《大因缘》）[2]面世，书中提出“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说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不需要造物主”（Creator），为我们对宗教的定义作了有科学依据的厘清。
事缘《大因缘》出版的第二天，曾引来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领袖集体的围剿[3]，幸好霍金不是生活在哥白尼或伽利略时代，只被围剿，不会被教会投进监狱，我们才有缘读到《大因缘》。而西方宗教领袖对霍金的攻击言论，恰好为宗教的定义给予一个更为清晰的注脚。
如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说：“霍金混淆了两个层次的问题，物理法则只是解释现实东西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能解答‘为何是有而非无’这一个问题。”……“对神的信仰并不是为把宇宙内的东西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塞，而是相信有一个智能（intelligence）的存在，使万物的活动最终都以这一智能为依归。”
另外还有英国犹太教教长萨克斯（Jonathan
Sacks）2010年9月3日在《泰晤士报》撰文称：“科学只是关于解释（explanation）
，宗教则有关诠释（interpretation），《圣经》对宇宙如何生成并不感兴趣。”[4]
这两个注脚不单帮助我们解开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也帮助我们对西方的宗教观有更清晰的认识；即宗教与一个全智、全能、至高无上的造物神祗有关；宗教是对现象的“诠释”而不是“解释”。
很显然，这与东方“宗教”[5]
的释、儒、道三教的“宗教观”有很大的区别，三教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能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祗。而只相信诸如：“四时行，万物生”、“三生万物”、一切“妙有”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而灭，都有其自作自受的因果（业Karma）解释与充足理由。把为何是“无中生有”这一个西方宗教无法理解的道理，“不留空隙”解释地透彻明白[6]。
由于如此透彻明白，东方的宗教信仰才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这在西方的一些宗教人士看来，就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而这里的“业”与西方宗教所诠释的所谓神对有“原罪”世人的惩罚所产生的“报应”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厘清这一点，就无法产生对话；即使对话，也只是各说各话。或是说着一些诸如“爱”、“良知”、“和平”、“平等”等一些既抽象又无法交接的概念；并把这些抽象的概念提升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由此来掌控对“宗教”与“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佛教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拿回对宗教与人类价值观解释的话语权，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拿香来跟着对拜，把是人不是神的伟大觉者佛陀与耶和华神等同起来，把佛陀的慈悲思想与“神爱世人”等同起来，这不单会混淆包括基督教及各宗教信徒的思想，也绝对不利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是科学。科学是实证，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实证，并经得起逻辑的推理；所以爱因斯坦就认为培根的“实证法”是现代科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数字模型和逻辑推理。
因此，科学的进程就是“科学家”对包括物质与精神事物的研究和解释过程，科学家解释的方法在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归纳、推理与实验。这与西方的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宗教是利用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见证及启示的相结合来作诠释，而其诠释权完全掌握在地面上神的代理人手里，这是古代先民通过做梦而由解梦之人来解梦的方式之延续，依靠的是相信代理人的诠释，以及对唯一造物主的忠诚与信心。
东方的宗教信仰与对话
现代的宗教观主要来自轴心时代的圣人，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师徒三人，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与老子。东方的信仰主要来自两大文明古国，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由孔子的儒家学说，衍生出后来的儒教，它与老子的道家学说衍生出来的道教，成为中国人民的本土宗教。
先说中国的儒教，儒教又稱为孔教或礼教。该教以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奉孔子为教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神道设教。儒教的正统化始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至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才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以《詩經》、《尚書》、《礼记》、《周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是为“春秋决狱”[7]。
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儒家认为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8]”前后的两句“天何言哉”，道出“天”不对时序与万物拥有绝对的主宰能力，只认为一切的有（万物）皆为自然浑成，“天”无需言哉！进行儒化的基督教把耶和华诠释成为“天主”或“上帝”，把“天”神格化，以此混淆手法来对信仰“天”的中华民族传教[9]。
至于道教，却是发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方仙家，是一个崇拜多神明的原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战国时代道家属于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老子神格化。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在汉朝后期才出现其教团，如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就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道教的宗教形式至南北朝时才逐渐完善[11]。
这概括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衍化过程，说明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心灵世界，都以对立统一的规律在运行，一切事物都是由“道”这一规律所衍化而成。并由道家文化发展出道教自成一格的“至人呼吸”[14]，丰富了道教的修行法门。
由上可知，经由儒家与道家派生出来的儒教与道教，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都认为有其因果，有其天道，有所依据，是能够被解释的，不能被解释是由于受到人类的有限知见所制约，他们对生命终极的追求是与天、道同体。
佛教来自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
世纪出生于梵文化的故乡，他通过自然与精神的实践与体验，最终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性空”的菩提智慧，简称为“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并揭示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与执着，不能证得。”[15]这一实证真理[16]。
佛教的“证得”是符合培根“实证法”的第一支柱，证悟到有生就是苦，生命要摆脱苦唯有实践圆满寂静的无生；从此与梵文化的“梵我合一”分道扬镳。释迦牟尼随后建立起自己的僧团。
佛教的东传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它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与对话。佛教大约是在释迦牟尼入灭后五百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正是耶稣出生的年代。
《牟子理惑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儒、道思想是如何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进行对话的；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17]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观点、词汇来解释佛教教义，“极力论证佛教的道与儒家、道家的道是相符合的”[18]
。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是释、儒、道三家同时并存的形态。
在这五百年时间，佛教与中国的三玄，即《黄老》、《易经》、《庄子》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磨合，形成中国的汉传大乘佛教。再经过两百年后的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印度东来，传承到六祖慧能大师（公元638-713），最后发展出中国的禅宗思想。
把佛教的“缘起论”注入“格物”的“穷究事物道理”与道德的“致知”，充实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升到心性之学来，补遗了八目中的前两目，使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更融为一体。
民国之初，西学东渐，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文化思想进一步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与祸害；人们一方面渴望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1923年2月开始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人生观引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20]。
这场论战无法提出中国免遭西方列强蹂躏的有效方案，也无法逆转中华文化式微的趋势，却对大乘佛教的复兴开拓了新的契机。1920年太虚法师在这场论战之前，就已经写了《近代人生观的评判》，开始了他的人间佛教的论述。
至1947年太虚法师圆寂为止，由“人生佛教”到“群众的佛教”，经佛教界的探索与努力，最终建立起建设人间净土的佛教。可以这么说，佛教从这场论争又找到了新的活力与契机，催生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影响至今。
西方的宗教信仰与对话
西方的宗教主要来源于犹太教，犹太教崇拜单一的主神，是以色列人祖先闪米特人其中一支民族希伯来人的族神叫耶和华，亞伯拉罕為他們的先知[21]，他们相信希伯来人是耶和华唯一的选民。《塔纳赫》（Tanakh），是犹太教的第一部重要及正统版本的经典，后来的新教把此经称之为《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圣经》。
在以色列与希腊，都把西方哲学奠基者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尊称为“古希腊三贤”；而古希腊哲学正是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依据，没有了希腊哲学，人们无从了解由以色列先祖亚不拉罕家族神耶和华发展出来犹太教，并由此衍生出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圣公会、伊斯兰教及其神学思想。
其信仰认为耶和华神创造了世界与生命，其生命终极的追求是在生之时荣耀耶和华神，死后永生于天堂耶和华神殿之中。很明显，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东方的圣哲们认为是因缘和合而成，而后者的宗教通过神的代理人诠释之后，则认为是由神祗所造。
在对话的过程中，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两大宗教，犹太教却不为基督教所认可，也不为伊斯兰教所接受；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的一神信仰，即阿拉才是最纯正的，而不是继承或抄袭犹太教和基督教。
西方宗教信仰的聂斯脱里教会曾约于6世纪初进入北魏洛阳[22]，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景教在中国演化时，曾大量参考佛教与道教的概念，如把马太叫明泰法王、路加叫卢珈法王、马可叫摩距辞法王、约翰为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叫作“僧”等。景教的这一古老做法，沿用至今，也造成所谓的文明冲突。
更把耶和华的称呼取自叙利亚文Alaha的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及按照道教术语的“天尊”称之。经文《志玄安乐经》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23]。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曾有发展成综摄（Syncretism）的倾向[24]。这是早期基督教佛化或道化的事迹，也是早期基督教与东方文明的一次对话。
佛教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在埃及学习，并把印度吠檀多主义的吠陀“轮回说”介绍到希腊[25]。古印度“无常”的思想，也从“远在恒河河谷和爱琴海亚洲沿岸的发源地，传到我们（西方）这里，对于印度斯坦的早期哲学家和对于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哲学家一样，现象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变化多端：万物无休止的流动从产生到可以看见的存在，在那里没有开始的征象，也无结束的前景。”
[26]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即位，开始了其东征的霸业，并将希腊文化带至中亚及印度北部，以及由之后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称之为大夏）、印度—希腊王国、贵霜帝国、健驮逻、马图拉、笈多王朝等王朝延续。
亚历山大帝国最大的影响是产生了希腊式的佛教（Greco-Buddhism）艺术，包括受希腊雕刻风格影响的佛像，亦影响到中国、西藏、日本、韩国的佛教。希腊文与印度的梵文同属印欧语系，这两种语言亦互相影响，亦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教曾受佛教的影响。
如《使徒福音》曾记载：“祂（耶稣）最后被见到的行踪是在西亚，当时祂是13—14岁。”之后到30岁，耶稣的事迹未见《圣经》有记载，西方的教会也说不出一个原因来；但史学家相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是随着骆驼商队到印度学习佛经与吠陀经。在原始本的新约《彼得福音》[27]里，也曾详细记下耶稣曾去印度学习东方宗教。[28]
亚里士多德的“土、水、火、气”，不像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那样，在与古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大”相遇之时，无法让印度文明在西方落地生根。在度过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的岁月，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才开始改变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人生价值，开始认真思考“神为人本，民为神主”，以人为本位的除魅新观点。
18世纪以来，从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西方又经历一次文化构建的发展时期，即重新建构了被解构的宗教世界。虽然这时期出现不少像伏尔泰、卢梭等思想上的巨人，虽然佛教思想也在此时通过古印度经典与哲学思想传入欧洲[29]。然而，无论是在推理表现的哲学思维，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西方自由主义一直陷入了二元论的文化矛盾之中，其人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
人们常说启蒙运动是第一个人类心智启蒙（enlightenment）的时代，东方社会的落后与缺乏所谓的“理性”，是由于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的过程；由上述的论述可知，这是很片面性的看法，而西方的所谓理性只强调逻辑理性，与东方的道德理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30]。
叔本华—西方的牟子
到十九世纪，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牟子的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他通过上述一点有关佛教的书籍热衷研读，并常在其著作中引述这些书籍的内容与资料；作为一名欧洲的哲学家，他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叔本华以他的意志主义哲学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先河，而其理论的中心是生成意志痛苦的哲学。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181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及1818年出版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其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康德，却在“意志”这里与康德分道扬镳。“康德认为，“自在之物”只能被想象，而不能被认识。对叔本华来说，这正是康德失败的地方。叔本华宣称，最终有且只有一个自在之物，
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认识它。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自在之物就是意志”[31]。
《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提出了因果律，阐明了发生学的根源；解释为什么现象世界必须通过充足理由律来了解，即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说任何事物皆可被解释。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与条件性。佛教就是假借事物存在的条件性，来净空事物的真实性，就在净空事物的那一刹那间，还事物本来的真面目。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句话赫然就是：“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这是对释迦牟尼落地后第一句宣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西方式宣示，与龙树菩萨[32]的“三是偈”——“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遥相呼应。而现代最前沿科学的量子论，证实了关观察者（observer[33]即我）是现象世界或表象世界产生的主体，给与了科学的印证[34]。
科学不应该拿来比附佛教，诚如太虚法师所说：“科学愈发达，佛的真意愈显。”[35]科学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在逐步地揭开佛教的神秘性，让佛学形而下化[36]；回归佛教的本来面目，提高佛教的可信度，愈显佛的真意，有利于佛教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的牟子是以儒、道思想与古印度佛家思想相糅合，而叔本华却是用欧洲的哲学来阐述“远古的印度智慧”；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就为现代佛学提供了新的西方哲学素养，成为结合东西方文明的西方牟子。
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宗教
以上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释迦穆尼等圣哲的出现，被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37]一书里，把这一文明的出现冠以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称谓。
他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印度与西方，涌现了革命性的思潮。目前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人类每在复兴之时，总要向轴心时代作回顾，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统称为轴心文化。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段话，说明人类在轴心时代出现的革命思潮，到今天依然是人类思想回顾的依归；照道理来说，时代越进步，人类的思想应该是越进步，为何反而人类要对轴心时代作回顾呢？为何苏格拉底、孔子、老子与释迦穆尼这些圣哲的思想依然是现代人类无法超越的呢？
这些圣哲们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至今依然是历久弥新，正说明人类的精神文明有其必然的科学性。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论时的那一段话足可以证明，意识流与物质流是一样的，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来获取到的[39]。
综观人类历史，科技进步改造了客观世界，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也造成对人类外部生态环境的的巨大破坏，以及对人类内部道德观念的荼毒，使人逐渐远离具有悟性的“高贵野蛮人”，成为“野蛮的理性人”。[40]
自17世纪，莱布尼茨和牛顿两人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以来，科学在高等数学的引领之下，人类进入了一个研究无常刹那间变化的新时代。到19世纪，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理由律”或因果律的理论根据，并由此夯实了唯实论的基础，把佛学从形而上的领域拉回到器世间来。
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人类了解时空是弯曲的无限性，为佛教的“无始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人类不必再惧怕世界有创始必有末日到来的神话；量子论的出现，使人类了解主体（即observer或“我”）的重要性，这三百年多年来科学发展的进程，颠覆了人类对一切事物的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1世纪的前后20年，科技的发展达到了另一新台阶，其中哈勃望远镜的升空，人类不需依赖数学逻辑的计算，也不需要语言作累赘的阐述，就可以直接凝视到137亿年前的宇宙。
至2010年9月，霍金与人合著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科普著作《大因缘》（The
Grand Design） ，他在书中提出的“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上，向“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迈进了重要的一步[41]。
这些进步，将夯实“缘起论”的理论基础。为人类揭开宇宙、神学、形而上学等神秘学科的面纱，颠覆了人类的逻辑线性“理性”思维方式，“缘起论”正是解释宇宙和人为何存在的原因，有助于人类对宗教性质的深层次了解[42]，有利于东西方宗教对话的进行。
除此之外，最近的10年里，西方在宗教环境生态学[43]、道德神经科学以及吉尔﹒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44]，道德神经科学揭露了人类脑部是如何来建构道德，以及人类悟性的凭借根源是什么。这些发展，伴随着近10年来全球在社会（包括自由、民主与人权）、政治、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的进一步恶化，此时的人类有必要再次地开始重新定义21世纪之前所有熟悉的东西。
当然包括由西方逻辑“理性”所产生的自由、民主、人权与社会制度，人类有必要再一次地对轴心文化作回顾。中华文明除了具有孔子、老子、释迦穆尼等轴心时代先贤伟圣融为一体的文明，还有能透过佛教来与近代西方康德哲学继承者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进行融合。
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这一关键时刻，结合这些思想，是能够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执政理论依据，给当代这一重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具有科学性、民族性的理据素材，这些都是有助于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早在1954年，爱因斯坦就曾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发展，作了一次有前瞻性的回顾。他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45]
恩克斯曾说：“只有辨证思维才是有效的。只有东方的佛教徒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人类到了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了。”马克思更是直接地了当地说：“辩证法在佛教中早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
可是，就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具摧残性的批判与破坏，把马克思对西方宗教的批判对号入座，将中华文明的信仰也列入西方宗教批判的行列，无视马克思与恩克斯对佛教科学辩证性的说话。
佛教所具备的这种符合实践与体验的辩证特征，使“科学愈发达，佛的真意愈显”[46]，佛教的这种科学发展观，有助于佛教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上的实践与体验修行；佛教的这种可实证的辩证思维特征、能与西方最前沿哲学贯通的本质、能为提高中国执政理念提供现实的民族文化养分，为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世界主流的思想一直处于唯心与唯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矛盾中，这也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对于事物（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物质的）的实践与体验修行，佛教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传统的历史与修行体验，一定能在新的时期要求下，通过对新事物的辩证实践与体验，摆脱这些束缚，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这除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自觉性，更有利中国执政理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
上述所说的现代最前沿的科学与哲学发展，确实有利于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于是，在2012年8月，乘着参加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佛客会议（Buddhist
Geeks Conference）之便，我还参访了一间具有佛教背景的大学与两间纯美国人的禅修中心，目睹美国的佛教网站与禅修道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各地出现，佛教信仰已成为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回来之后的这几个月，美国佛教的发展趋势更是势不可挡。
美国的垮掉一代从1950年代开始，前有著名诗人加里﹒史耐德，后有苹果企业创办人乔布斯等人开始了拜师参禅寻求真理的东方之行。在与我对话的新一代美国禅修者，他们通过将佛教与科技相结合，开始了西方新型的禅修之路。[47]
还见识了美国科技产品的脑状态调节仪，该仪器能够迅速诱导出α、β、θ、δ脑波，从而使人快速地集中专注力，帮助一些无法进入安静状态的禅修初学者能够很快地进入状态。这种能将禅修量化的仪器，有助于揭开禅修的神秘面纱，增加修行者的信心。
在丹佛禅修中心结识了卡琳禅师，她是一名犹太裔佛教徒（Jubu），由于美国犹太裔的佛教徒日益增多，Jubu已经成为美国特有的一个族群。丹佛禅修中心之前身为科罗拉多第四基督教堂，建立于1921年，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不上教堂，这些不再上教堂的无神论者还有一个可爱的称号“nones”，笔者把它译为“赧（读音为ｎǎｎ）者”[49]，意思有不再上教堂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随着美国卡特总统在2009年发表一篇题为《为了平等而失去我的宗教信仰》[50]之后，相信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减少。
据纽约时报2012年12月22日引用美国最著名的舆论调查机构皮尤Pew研究中心调查的资料显示，从2008年开始，美国“赧者”的人数已经从占美国人口的16%上升到2012年底的20%[51]，以每年约三百多万之数增长，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无神论的国家。像这一类把教堂改为禅修中心的事例在美国各地已经是屡见不鲜，最著名的有纽约市的蓋瑞森學院，原为聖潔瑪琍修道院。
由于全球化的原因，造成东方人热衷于西方宗教，另一方面，西方人却向往于禅宗修行。而西方脑神经科学以及科技的发达使心灵的修行更趋向科学化、科技化、现代化、自由化、可量化与可实现化，驱使西方人士对禅修趋之若鹜。
这一次美国之行，我所见到的美国出家人也像乔布斯一样，很多都是蓄发、娶妻、参禅、入世，过着世俗的生活，把生活佛化。乔布斯曾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52]
乔布斯能一而再地看到人们先前看不到的东西，并看得透彻，使视界极大地延伸，为疲惫的美国经济注入强针，使苹果产品的一再创新，屡创佳绩，我们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是得益于禅文化。
美国人正通过静坐器材的辅助、脑神经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各头等著名大学自发地开展各类佛学教育门科、无数Jubu禅师的身体力行，把禅修当为新型的文化生活来实践；这正在冉冉升起美式佛教，成为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
结语
中华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曾引领世界千余年，但近两百年来其经济发展却落后于西方；虽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假如中华的精神文明还沿着一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老路，那很快将如物质文明那样，会被西方引头赶上。
最后也会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那样，再次沦为一项非物质文明遗产而被西方的科学体验重新发现。届时，中国的精神文明将再一次如物质文明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的后头学习，那将会是一件真正可悲的事。
如果不想使这种可悲之事成为事实，中国人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有“文化自觉”的悟性。即要在纵轴的时间上结合传统与现在；也要在横轴的空间上，从新被定义的语境下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
近两千年来，中华文化主要是由释、儒、道三家所组成，只敬鬼神（古人认为鬼神均为祖先所化）而远之（即远离鬼神归宿之地狱与天堂）[53]，信仰的是觉、天、道；希望在世之时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死后能乘愿再来或与天道同体；由于非常虔诚地敬鬼神（祖先），才会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
可惜现代的中国人把祭拜鬼神认为是迷信，不再祭拜祖先，把祖先牌位与信仰偶像扫地出门，造成中华文明未来香火延续的堪忧；三家文化后来演变成现代的宗教，形成满天神佛，那是后话。
综观上述西方新文化脱胎前的躁动，我们再没有理由要对自己的文化信仰丧失信心，伴随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下，佛教应该乘此有利形势，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将有助于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建设富有中华民族性的执政理念，有利于世界的和谐。
[1]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个术语起源于1980年代的“绿色运动”，后由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创造并定义为：“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并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发展模式。” 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首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的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将胡锦涛的讲话精神写入最后决议，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嵌入科学发展观，使科学发展观概念得到了完善；并在2007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
[2]西方把耶和华神描绘成为是一种智能（intelligence），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是由此智能所设计（design）创造出来的，霍金把此书命名为The Grand Design实有意针对西方宗教的所谓智能“设计”来加以反讽；目的是要说明，大自然因缘和合的“设计”比神的“智能”设计更加“伟大”，霍金第一次提出具有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性质的Model Dependent
Realism科学理据来作解释；认为宇宙事物是具有模型之间因缘和合，相即相入（Dependent）的实相（Reality）。故我把它翻译为“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也把此书的中文名翻译为《大因缘》，才能符合此书的本意。
[9]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因发现“天主”、“上帝”这些词汇早已存在中国古文献上，为了方便传教，蒙蔽中国信徒，因而主张以“天主”、“上帝”来称呼天主教的“神”（希伯来文Elohim，拉丁文Deus，希腊文Theos，法文Dieu，德文Gott，英文God）。如同利玛窦开始自称“西僧”后又改称“西儒”又作儒生打扮。可是，到了1610年，当利玛窦去世，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他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中国的“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因此主张应将“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音译。为正名故，笔者赞同龙华民，但认为采用“陡斯”比较生僻，故而本文采“神” 而不使用“上帝”或“陡斯”来称呼耶和华，避免混淆视听。如2009年底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为了向回教徒传教，也把耶和华神翻译为阿拉，这一次却引起马来西亚回教徒的抗议与焚烧教堂的暴动。见：http://www.517malay.com/detail_2051.html
[10]宋明理学，即以朱学（代表人物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心的“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为代表的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与佛家的心性学说。都与造物主无关。
[20]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哲学家张君劢到校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深远的“科玄论战”。形成了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该论战对中国思想界的更新与发展，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1] 犹太人的祖先闪米特人本是信仰多神教，自亚伯拉罕第一位先知开始，历经摩西、耶稣至默罕默德为止；默罕默德宣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建立了伊斯兰教，断了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等后人想当先知的美梦。
[24]综摄（英语：syncretism，又称融合主义）指的是调和或统合信念（如宗教上）的冲突，例如宗教与宗教间在接触与磨合之后，发展出新的文化特质，达到多元文化的融合现象。例如古希腊及犹太教，犹太教结合埃及太阳教和摩门信仰的过程，更是该时期著名宗教融合。之后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东亚的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与民间信仰，甚至现代新兴宗教，综摄现象均成为宗教发展中无可避免的过程。
[27]彼得是耶稣的最早门徒，与西门一同归依耶稣，跟随耶稣最久，是耶稣最得力的左右手，当然对耶稣比其他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要深入得多。作为大弟子及随身侍者，彼得对于耶稣的一切事迹都纪录在《水徒行传》（Aquarian Apostle Chronicle)又称为《彼得福音》。
[28] 1894，前苏联医师兼旅行作家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 曾出版一本《耶稣基督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Christ），书中叙述他在拉达克因坠马断腿而在希米斯寺疗养时，寺中僧人曾出示两大黄色藏文经卷，卷名《圣者伊萨生平（The Life of Saint Issa）》，内中就有记载耶稣少年时到过西藏与印度的事迹。所谓“伊萨”的意思指就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即是耶稣。除此之外，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Mirza Ghulam Ahmad）于1899年， 利未·都灵（Levi H. Dowling ）于1908年， 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
）于1922年，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于1923–1928年，伊丽莎白·克莱尔·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于1956年，及荷尔格·克尔斯顿（Holger Kersten）于1981年在他的书中《耶稣在印度》（ Jesus Lived in India）从各方面都有指出耶稣曾到过印度。
[29]当时，印度就有人把《奥义书》译成波斯文、蒙古王朝第五世君沙哲汗的长子于1656/7年间命人把包括五十种《奥义书》在内的梵文本翻译成第二个波斯文译本、法国学者杜伯龙（Anquetil Duperron）于1775年带回欧洲与后来又从菽查（Shuja ud Daula）宫庭得到另一个波斯文本，一起翻译成法文。最后于1801/1802年间译成拉丁文才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五十种。书名为“古代秘宝”，“印度之古秘密教言，在印度本土亦至为罕见”，以及“中涵神学与哲学理论，摄四《吠陀》之菁华” 。在文学方面，1808年，德国诗人与印度语言文学家施勒格尔（Fridrich
Schlegel）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书名所说的“智慧”便是《奥义书》、《薄伽梵歌》和佛教所指的智慧 。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那就是我”这句《奥义书》的名言。还有亚倍尔•雷谬莎译的《佛国记》、斯宾斯•哈代的《东方僧侣主义：瞿昙佛创始的托钵僧派述事》、乌布哈姆的《佛教教义》、杜伯龙的《邬布涅伽研究》、德•波利尔夫人的《印度教神话》等。在哲学方面，威廉•琼斯的《论亚洲哲学》、《印度教戒律纂编或摩奴法典》、哥鲁•布尔克的《印度哲学史》。更多时候，印度与中国哲学是以被批判的形式出现在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等著作里。
[30]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对rational（中文译者译为“理性”或“合乎理性”）有着零零碎碎的说法，韦伯一方面说印度是缺乏（逻辑）推理（rational），另一方面又说有“理性的神秘观照（contemplation），…所有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韦伯的理性观是从“精神气质”（ethos）的“发生学”来设定其道德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因而，他在结论的最后一段话这么说：“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不是我（韦伯）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同等的可能性。”与西方唯灵论及唯物论所不同的“理性”道德观是，东方讲的是体悟，或称之为“悟性”的道德观。
[33]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Bantam Books in 2010. P. 44
[34]林明雅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生态伦理的实相》，《南洋佛教》季刊第475期，2011年7月—9月。http://linmingya.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html
[37]Karl Theodor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原著为德文），1949年初版。1953年由Michael Bullock英译为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和英国Routledge and Keegan Patll公司出版。
[38] 林明雅著，《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初探》http://linmingya.blogspot.sg/2011/11/blog-post.html?utm_source=BP_recent
[40]法国“自由的奠基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曾在《论科学与艺术》里指出，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在自然状态下，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的本质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卢梭认为知识的积累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却压制了个人的自由，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是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好人是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
[41]霍金所说的模型（Model），就是每一个因缘和合的表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一个模型，犹如因陀罗网，即帝释天之宝网的珠玉。“其网之线，珠玉交络，以譬物之交络，涉入重重无尽者。”每一个模型表象相互之间都是相即相入（Dependent），无穷尽的，这就是事物的实相论（Realism）。“相即相入”，或“相即相容”一词来源于《华严经》，即是事物的缘起（Origination）。这是符合培根“实证法”第二支柱的“数字模型和逻辑推理”。
[42]林明雅著，《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初探》http://linmingya.blogspot.sg/2011/11/blog-post.html?utm_source=BP_recent
[44] Jill Bolte Taylor，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Publisher: Viking Adult; 1
edition (May 12, 2008)
[45]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edited by Helen Dukas and Banesh Hoff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46]太虚法师，《佛学与科学及其他宗教之异同》，1928年在法国巴黎哲人厅讲演。太虚法师的原话是：“科学是从经验而来，经验便是在实际上。实际上得到的，与佛学每多相合，所以科学愈发达，佛的真意愈显。”
[48]赛博格（cyborg）即是机械化有机体，是以无机物所构成的机器作为身体的一部份有机体（包括人与其它动物在内）。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藉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生物体的能力。俗称有机械化人、改造人、生化人等。
[49] Molly Worthen,
One Nation Under God.
http://www.nytimes.com/2012/12/23/opinion/sunday/american-christianity-and-secularism-at-a-crossroads.html?pagewanted=all&_r=1&
[50]Jimmy Carter, Losing
my religion for equality.http://www.theage.com.au/opinion/losing-my-religion-for-equality-20090714-dk0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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