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 that time the Buddha told the Elder Sharilputra, “Passing from here (Shakyamuni's Saha Land. i.e. Our Universe Land “d”) through ten trillion of Buddhalands to the West, there is a world called Ultimate Bliss. In this land a Buddha called Amitabha right now teaches the Dharma. — The Buddha Spoke Of Amitabha Sutra. Please try to locate the Ultimate Bliss World from the above figure. 极乐世界在何处?Anthropic principle. Figure图片来源——霍金著:《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By Stephen Haw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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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6 March 2011
中医病患何去何从?
我(林荣基自称)是中医信仰者,我家人也一样,不论是伤风感冒、发烧不适、慢性疾病,中医治疗必定是我们的首选。我们的信念是,中医中药基本温和无副作用,有整体系统的调理概念;中医非到逼不得已是不主张切除与移植器官的,少了一个器官就会造成系统性的循环问题,其他副作用也会接踵而来;任何器官功能性出问题,都有其来龙去脉,有迹可寻,有药可治,加上针灸、推拿、气功与打坐的治疗,中医师们肯定可以拿出一大叠的成功病例。
许多疾病西医会直接对病人说无可救药,忍耐忍痛,甚至节哀顺变。有良知的西医生会鼓励病人找中医师与针灸师试试。西医在措手不及之余,需要中医师接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师是在做西医做不了的事,西医有责任“辅助”中医师,提供各类化验报告和诊断报告,这就是我对中西医术相辅相成的大愿。我要强调的是:“辅助疗法”或“替代疗法”是双向的,不能一面倒,更不是什么“另类治疗”!
我的子女会去看西医的原因,就是为了一张病假单,西药往往是不吃的。如果新加坡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病患,这样的花钱耗时,就是严重浪费国家资源,大大提高社会成本。为什么中医师的病假单就不被承认?难道我们的中医师连判断病人是否适合上班的能力也要被质疑?还是对我们的中医师人格有疑问?
政府制定任何政策,首要前提就是造福人群,那以“中医可辅助但不能替代西医”为由,来制定中西医不同管制架构,是否正确?对中医病患而言,是有利还是有弊?这都是有关当局应该认真考量的。
许文远部长说得没错,中西医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这好比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西方宗教主流有所谓的“驱魔”,顾名思义,就是把魔鬼赶走的意思,但东方的宗教主流还是以超度与感化妖魔为主。两者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治标与治本,魔鬼驱赶后也可能会回来,但被度化后就不会再造孽,这是非常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差异。反观中西医治疗法的差异,中医讲求的是整体的调理与根治,强调的是人体每个器官、每个关节、每个穴位都有经络相通。哪怕是最普通的感冒与流感,预防与调理也都是中医最基本的疗法。
回想当年对抗沙斯与禽流感的非常时期,中国大陆的中医药方是制止非典与禽流感传播的主要功臣,连政府机构和各大企业也免费提供中药给职员喝,成功制止灾难的蔓延。当时,我见证了这次13亿人口的中医中药奇迹。
中医病患何去何从,取决于政府的管制与理念,不能因为对小部分中医师的不满而忽视广大中医病患的权益。最后,希望政府能成立中立的调查机构,有系统地收集中医病患的统计数据,以此作为制定中西医政策的决策基础,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民意。
作者:林荣基
资料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1年3月17日
理性与启示的调和——论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接纳
基督教神学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奠基者,离开希腊哲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基督教及其神学思想。希腊哲学以早期自然神学作为开端,经过古典时期的理性神学的发展形成了理性神和一神的观念,最终在希腊化时期以理性与启示的调和为基督教神学所汲取和接纳,并被后者用来为基督教信仰作辩护。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自然神学
希腊哲学最早产生于希腊本土之外的殖民地,如伊奥尼亚、爱菲斯、南意大利以及爱利亚等地。该时期的哲学,其性质是种自然哲学,运用观察与想象基础之上的类比与宣称的方法研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在神学上,坚持自然神论,以自然本身说明自然,用理性开始看待和批判传统的拟人化的、多神论神话宗教,但仍带有神话思维的特点。
当泰勒斯宣称世界的本原是水的时候,就否定了宗教神话赋予天体和天象的神圣性与神秘性,神灵本身被降格为“自然”的现象或自然物,而神性也随之成了自然的本性。不仅如此,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也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批判原始的宗教祭仪和神灵观念。赫拉克里特说,人们向神像祷告就像和房子在说话;克塞诺芬尼指出神是拟人化的结果,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不同民族的人幻想出来的神具有不同的形象。“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的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而且,“假如牛、马和狮子都有手。而且象人一样能画圆,塑像,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出或雕出马形的神像,狮子画出或雕出狮子样的神像。”[1]p5
但是,早期的哲学家们在否定了传统的拟人化的多神论后,并没有得出无神论的结论,而是力图建立一种非拟人的与宇宙同一的一神论。如克塞诺芬尼在批判传统神灵观念时就认为:首先,神是唯一的。“唯一的神,在所有的神祗和人中最伟大,无论是形体还是思想都和有死亡之物不同”。[2]p86其次,神是不动的。“他永在同一处,所以永无运动,在不同时间到不同地方对他是不合适的。”[2]p87最后,神主宰一切,“他全视、全思、全听”,“他毫不费力地用理智的思想主宰一切。”[2]p86~87显然,他的神性观摆脱了希腊传统宗教的神性观,把拟人而生、神人同形同性的神,变成了一位与人形人性毫无相同之处的自然神论。这不仅表现了希腊人理性的觉醒,而且也为希腊人从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走向高级宗教的一神信仰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在古典时期的希腊理性神学中得到了实现,并最终通过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发展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影响。
二、古典希腊哲学:理性神学
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人的宗教神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使希腊人体验到不需要神灵的帮助,凭借自己的团结、智慧和力量就可以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波斯,后者使他们意识到在强权面前,神也无能为力,神圣的神庙也可以践踏而不会受到神的惩罚。希腊人的理性批判力量比起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更趋成熟,对传统宗教神学的观念的批判更为严厉。
首先是以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学派,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是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著名命题,对神的存在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关于神,我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或如何不存在;我们也不可能感知他们的形象是什么;因为有许多感识方面的障碍,人们不可能亲身体验到神,而且,人生又是短促的。”[2]p184另一个智者普罗狄科,认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凡是对人的生活有用的东西,人们就奉之为神”。[3]p198而克里底亚则提出了类似于中国神道设教的说法,“聪明有智慧的人便发明了对神的畏惧,以此作为吓唬那些作恶的人的手段。”[3]p198随着智者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哲学家们不仅从人自身出发去解释自然,而且也在抛弃神人同形同性的原始神性观念,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去构建神学的理论,这被称为“理性神学”。用理性去构造新的神观,建立系统的神学,是希腊古典时代哲学的一项副产品。它始于苏格拉底、经过柏拉图,最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建构起了一个理性主义的神学体系。
苏格拉底被看作当时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把刻在德尔斐神庙中古代圣贤的道德格言“认识你自己”,变成了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名言。他认为自然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且没有价值的,人们应该首先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为了帮助人们改善灵魂,苏格拉底用他独特的理智“助产术”来和别人讨论问题,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通过辩论、鼓励和启发让对方说出自己的看法,获得知识。他主张“知识就是美德”,“无知就是罪恶”,进而对官方的奥林帕斯教和民间的狄奥尼索斯教都提出了批评,认为“神即理智”,要求人们应在理性的指导下去判断善恶、追求幸福。然而,雅典人并不接受他的劝告,并以他信奉新神为借口判处他死刑。他的学生中有的试图用各种办法救他,有的劝他向法庭认罪求赦,有的劝他逃跑,但这一切都被苏格拉底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行为都与雅典公民的身份不符。于是他坦然喝下狱卒送来的毒药死去。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为雅典的“牛虻”,始终忠于雅典的民主制,结果却被他忠于的制度所处死,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苏格拉底去了,然而他把目光投向理想、投向另一种好的生活,也就把生活的意义放在了对现世生活的超越而不是固守上。他去了,却把一种超越现实和为理想而殉道的浪漫精神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机体,留给了直到两千年后的西方人。这种对待生死的超脱态度和颇具宗教性的殉道精神,不仅使他成为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思想圣徒和道德楷模,而且在基督徒看来,苏格拉底就是基督的殉道原型。[4]p252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有创见的学生,老师的死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和不满,因而在《国家篇》中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由哲学王管理的理想国家。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当哲学王,他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必须是天赋聪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具有正义、勇敢和节制的美德,爱好和亲近真理,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理念。理念在数量上是单一的,永恒的,不变的,而具体事物在数量上很多,有生有灭,变动不居,因而具体事物不是真正的实在,对它们只能形成变化不定的意见,只有理念才是真正的实在,对它们才能够形成确定不移的真理。具体事物构成了太阳照耀下的可见世界,理念则构成了善治辖下的理念世界。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理念呢?柏拉图的答案是“灵魂回忆说”,人的灵魂是不休的,在未降生以前,是和理念在一起的,它本来就认识理念;降生后,由于受到肉体的影响,把本来认识的理念忘了。所以,认识理念实际上就是把忘记的理念重新回忆起来。
但是,认识理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柏拉图用他那著名的“洞穴喻”生动地说明了:人如何摆脱可感世界的种种束缚,净化自己的灵魂,一步步地走向理念世界,最终认识善本身并上达神圣的世界。柏拉图具体是这么解释的,“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我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5]p276柏拉图认为,能够引导我们顺利地完成这个认识过程的就是数学和辩证法。数学可以使我们从变化不定的世界转向永恒的事物。辩证法则可以帮助我们排除感官的干扰,通过推理去认识每一事物的本质(理念),最后达到对善的理念的认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可见世界转向理念世界,在一种神秘的爱的迷狂中洞见到那最高的善,上升到神圣的理念世界。就此而言,“柏拉图的神秘主义特征是用洞见神圣者而不是用与神圣者合一来表现出来的。”[6]p131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及其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其文学化的写作方式和明显的神秘气息很对神秘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也能不断地在这里寻找到灵感。在他们看来,洞穴象征着俗世,囚徒象征着为物欲和俗务所束缚的人,火光象征着神的威力,陡峭崎岖的通道象征着灵魂追求神人合一的艰辛的天路旅程,从地穴上到地面的世界象征着从此岸的俗世上升到彼岸的天国,太阳象征着上帝,太阳是万事万物的原因象征着上帝的全能与至善,囚徒看到太阳象征着灵魂在上帝的恩典下最终洞见到了上帝,囚徒不愿回到洞穴象征着灵魂渴望居住在神圣的天国,与上帝同在。如是一来,洞穴喻就成为了灵魂追求神人合一的神秘上升过程之图景。至于这一解释是否正确,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只有神知道”了。但无论如何,洞穴喻从此进入了神秘主义者的视野,它所表达出来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通过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变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
虽然,柏拉图的哲学中有着神秘主义的气息,但我们更不能忘记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这体现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神学更为详细的理性说明。他在《蒂迈欧篇》中说,宇宙的创造者就是神。他是善的,没有妒忌,希望万物都像他自己一样只有善没有恶。当他发现整个可见世界处在无序中时,就依据理念创造了地球和天体,并将混乱无序的运动安排得有秩序。在创造这个宇宙时,他看到理性比非理性好,所以将理性放入灵魂,将灵魂放入身体,将宇宙造成一个带有理性和灵魂的生物。我们的这个世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地上万物和人类都是生成或者说被创造的。这种神创世界的思想和旧约《创世记》的说法很是类似。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柏拉图关于理智世界与感觉世界、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成为日后基督教灵魂与肉体,上帝之城与尘俗之城的对立;对肉体的鄙弃和灵魂的净化导致了后世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盛行;灵魂认识理念的神秘过程(尤其表现在洞穴喻中)为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对老师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的继承,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他那里,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与神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形而上学也可以称作“神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实体的学说,实体是一切东西的主体或基质,独立存在而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分为:第一实体,客观存在的个别的具体事物;第二实体,个别事物的种或属;无感性实体,不可感的、永恒不动的最高实体,即神。神是单一的,纯形式的,永远实现的,至善的;它自身不动却推动万物运动,是第一推动者;它是纯理性的,纯精神的,以自身为认识和追求的对象,因为在他那里,精神与精神的对象是同一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与希腊人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划清了最后的界限,把神看作是一种理性神、哲学神,而神的内涵全都由哲学的范畴来表达,靠逻辑推理来论证。
亚里士多德对神的理性论证是通过他的逻辑学完成的,他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段论的学说。“三段论是一种论证,其中只要确定某些论断,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7]p2411一个三段论就是一个包括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的论证。例如:凡人都有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有死(结论)。三段论学说完成了一种逻辑推理的形式化系统,把所有各种有效的三段论都摆出来,并且把提出来的任何论证都转化为三段论的形式,这样就应该可能避免一切的谬误了。三段论作为根据从前提必然地得出结论的正确推理形式,既通用于日常论辩或探讨论题的辩证推理,也适用于获得科学知识、构建科学理论的证明推理,后来也被经院神学家们用来论证上帝的教义。
如果说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提供了信仰的内容,那么亚里士多德主义就为基督教提供了论证的形式。没有柏拉图,基督教会变成一种空洞无聊的道德说教;没有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则会流于一种空泛的神秘主义。
三、晚期希腊哲学:理性与启示的调和
这一时期希腊哲学的辉煌已经过去而趋于衰落,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综合,出现了希腊的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宗教相混合的宗教潮流。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或许是这一潮流的最好注解。他把东方的犹太教及其《圣经》(即旧约)和西方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相结合,使希腊哲学与犹太教相融和,使理性主义与启示运动相调和,对基督教及其神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恩格斯评价说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8]p328斐洛认为,宗教和最好的希腊哲学是同一的,因而他以“喻意释经”的方法,用希腊哲学来解释隐藏在《圣经·旧约》中的深刻寓意。这一方法后来为基督教教父用来解读《圣经》。他认为,上帝就是太一,他是独一的、永恒的、无限的、自足的,他既在万物之外,又在万物之中。上帝的长子是逻各斯,是第二位的神,它是世界和人类理性的原型,它既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力量,是赋予世界以秩序的原则,又是上帝和世界的中介。人类生活的目标就是观照上帝,人的灵魂只有通过禁欲修行才能从肉体和这个世界解脱出来达到与神同一的神秘的“迷狂”境界。
在这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气氛中,伊壁鸠鲁学派是个例外,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反对和批判宗教神秘主义。在他们看来,即使有神,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从不干涉自然事物和人间事务,对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也丝毫不会发生影响,因而我们对神也不必抱着敬畏、恐惧的心理。而斯多亚学派则相反,他们是这股潮流的迎合者。他们反对传统的拟人化宗教,但提倡一种由智慧的人掌管的更高级的宗教,主张以“喻意解经法”,致力于从古代作者的作品和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哲学的解释,使古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见解联系起来。怀疑论学派应该是个中立者,要求对宗教神秘主义采取不动心的悬搁判断。新柏拉图主义,是晚期希腊哲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流派,他们把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哲学与基督教相结合起来。其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他以柏拉图哲学为主,吸收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希腊先贤们的思想,把希腊哲学与犹太神学、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相融合,提出了一个由太一、理智和灵魂构成的三一本体论。在基督徒看来,普罗提诺的太一就是上帝,努斯就是圣子,灵魂则是渗透于每个信徒的圣灵。太一通过自我规定而呈现为努斯,就是道成肉身,努斯通过流溢出灵魂而与太一重新合一,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和复活。他的思想经过圣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希腊哲学家的神学观念以早期自然神学作为开端,经过古典时期的理性神学的发展形成了理性神和一神的观念,并最终在希腊化时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得益于一大批拥有希腊文文化背景、精通希腊哲学的知识分子的皈依。这些早期的基督教护教士们汲取、接纳希腊哲学为基督教信仰辩护,并在与各种多神论宗教及其哲学流派的辩驳中形成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他们尽可能地将基督教教义说成是最高的真正的哲学,力图把希腊哲学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学说和观点接纳、融入基督教神学。甚而就某种意义而言,希腊哲学就是为基督教的出现做准备。“柏拉图哲学是和早先出现于基督教的艾赛尼教派和诺斯替教派思想观点联系着的;但其主要中心原则,即认为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今生而是来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其和基督教关系之密切,令我们不能不看出,它是在给基督教做准备,或者说,以希腊人为人类的代表,给基督教做准备。”[9]p253
参考文献:
[1] 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3] 汪子嵩,范明生.希腊哲学史(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4]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 1958.
[5]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6] Sidney Spencer.Mysticism in World Religion[M]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1963.
[7]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9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9] 施特劳斯.耶稣传(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简介:王华(1972-),女,新疆和静县人,硕士,主要从事哲学领域的研究;寇爱林(1973-),男,陕西耀县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宗教学领域的研究。
文章来源: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第2期
文章来源: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第2期
学“佛”
在课堂中,常被学生问到关于如何“学佛”的问题,诸如要先读那一本经书、先学那一个法门、如何在浩瀚的佛教经典中学习等。尤其是当本地有“名僧”被法庭判刑又高调复出的事件被媒体广泛地报道之后,引起学生、佛友与同修们发出要如何来理解“三皈依”以及如何“依教奉行”的声音。
这一次事件对佛教界的震撼不可谓不重大,因此,当罗主编来电邀稿谈如何读经学佛的时候,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马上一口应允。希望提供以下一些浅见,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来纠正错误的示范、导正混乱的思想、树立学佛的信心。
2006年笔者在《南洋佛教》第449期发表了《普陀山宣言的启示》一文(见http://linmingya.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17.html),文中提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有关“中国和尚犯戒娶妻生子”的报导,笔者当时曾指出万一犯戒问题严重到“法不责众”的地步,那又会怎么样?
没想不到4年,上述的“名僧”在法庭上面对主控官质问他过极度奢华的生活时,其答辩赫然竟是:“因世界已改变了;不只是他,许多宗教人物如今已变得很不同了。”自己犯罪也没忘记把“许多宗教人物”也一起拉下水,希望“法不责众”,这也是一大奇观;当时的法庭不为其所动,依法判他入监服刑。
向佛陀学习
谈到要先读那一部经文,笔者常反问学生有多少人读过佛陀的传记?通常的反应只有寥寥数人。既然要学佛,读佛陀的传记及向佛陀学习,是有助于理解“三皈依”及坚持“依教奉行”的信仰。
读佛经时,我们会发觉多数经文的开头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就是把佛陀及有关的人物、时间、地点、目的等缘起交待清楚。可见在读经之前,对经中人物的具体掌握与了解是非常重要。故建议学生们最好能读五本或以上不同流派的佛佗传记,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佛陀的一生。
佛教在跨文化的传播中,不同文化区域的佛弟子对佛法的修行法门有着不同的因缘,因而产生不同的流派,自然也对佛陀生平的记载有着各自的倚重。因此这五类佛陀传应包括汉传、藏传、南传、学者以及漫画版等。
汉传的有去年刚圆寂的圣严法师所著的《印度佛教史》第二章《释迦世尊》以及星云法师的《释迦牟尼佛传》、藏传的有格桑曲吉嘉措所著的《释迦牟尼大传》、南传的有《佛陀传》、学者的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至于漫画版本,可在各大寺院及在家菩萨的各大商店门口见到其摆放,包括动画光碟与漫画册子的结缘品。
第五类最适合给小学生及对于阅读有困难的人士,通过了解佛陀的一生以及其一生说法的对象究竟是凡夫、罗汉、菩萨、外道还是天人或鬼道等,才有可能了解佛陀为何要讲某部经、对谁讲、目的何在,避免乱了套。
尽信书不如无书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如中国近代出版由学者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先预设固定的唯物史观来看待佛教,造成学者与法师对佛陀传记的阐述各有差异;法师着重于经典义理,学者注重于史学的考究,读者正好可以兼听则明。
通过阅读各类佛陀的传记,我们可以从中去了解一、为何佛教讲“无我”,可佛陀一出世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其道理何在?二、佛陀到底是几岁出家,是19或29?三、佛陀出家遍访名师学道,是如《释迦牟尼佛传》所说的听完了觉得不是究竟就离开,还是如《释迦牟尼大传》较详细地说明佛陀是如何学习苦行,学成之后还比仙人的表现更为出色,后发觉不是究竟才离开?四、佛陀悟道时的“夜睹明星”到底是见到“明星”才开悟,还是佛陀开悟的时辰是在如圣严法师所说的“明星将升之际”时悟道。
说见到“明星”才开悟的人甚至把“明星”离谱地理解为流星或彗星(俗称扫把星),以夸大扫把星的“神力”,造成神佛不分的严重后果。其实佛陀的征悟是经过自身累世的修行才功德圆满,很明显地与外力无关。这里的“明星”应该是指明亮的星球,而太阳系里最明亮的星球就是太阳。
各类佛陀传记的共同说法都认为佛陀是在凌晨时分开悟,所谓凌晨就是指太阳“将升之际”,“夜”是指情景是在黑夜时分,也暗喻佛陀是经过无数漫漫长夜的苦修岁月才能悟道。
诸如此类的大问题,不是本文有办法去详述,故就不一一地来介绍。这些问题,对读经的人显然会产生很多的困惑,假如觉得这些不重要而不作深入探讨,就无法正确地去了解佛经。
纵然读破万卷佛经,如不修行也枉然
比如《心经》一开始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舍利子...”假如不知此经文是由谁所讲,对谁所讲,就无法了解何谓“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何谓“舍利子”,而只能对名相作无休止的纠缠;即便是再讲3个月,也无法对这一句经文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般若”、“波罗蜜”及“多”的名相是“到空性彼岸的大定”,何谓“空性”、“到彼岸”、“定”,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大问题,对凡夫来讲要花数年的修行也不一定会达到;但对阿罗汉的舍利弗来讲,它只不过是一句修行练功的口诀,是不讲自明的。因为它是实证的,不可说,不可思议,不是一个甚深思维的东西。
假如不清楚佛陀是如何经历6年的苦行修炼,就无法了解其苦修内容,而这些内容在《释迦牟尼大传》第七章《历经艰难,入定苦修》里却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也包括一些简单的修行口诀和如何对待修行时出现的难题,而在《释迦牟尼传》第一四章《苦行林中劝仙人》里是被忽略与回避的。
至于“舍利子”,有人把“舍利子”误解为是小粒的舍利,造成界外与界内人士长期以来以讹传讹,误把小粒的佛舍利说成是“舍利子”。看到经文一再地提及“舍利子”,还以为这一粒“舍利子”有何大神通,让有识者哭笑不得。至于经文为何一而再地提及“舍利子”,这又是一个要读好佛陀、十大弟子以及舍利弗尊者传记的大问题。
学佛要会产生疑问,所谓“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也要遵循“四依四不依”的教诲,笔者曾在《南洋佛教》第443期的《2005禅修札记》(见http://linmingya.blogspot.com/2011/01/2005.html)以及第53期第28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得》(见http://linmingya.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19.html)对《心经》的修行都有过探讨,故这里不再赘述。
希望初学者能好好地学“佛”,了解佛陀及其十大弟子的生平,这是向佛陀学习最直接的途径。由此自然就能参透“三皈依”与“依教奉行”的义理;即便是不读经文,只要念上一句阿弥陀佛也会顿悟的。连号称“诵帚比丘”的周利槃陀尊者,佛陀教导他一边手持扫帚,同时口诵“扫帚”二字也能悟道,这又是另一个有关读佛陀传记的大问题。
佛陀在悟道以前,没有佛经的存在,佛陀涅槃之后才开始有“经、律、论”的结集。今天我们有浩瀚的经文却无从下手,说明纵然读破万卷佛经,如不修行也枉然,因为佛法是实证的,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笔者仅此抛砖引玉,愿以此文与大家共勉之。
2011年2月6日完稿
2011年2月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