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19 October 2011

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李四龙2011年02月09日 世界宗教文化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佛教取得突破性发展,1970年佛教徒人数跃增到20万人,占全美人口的0.1%,实现零的突破。截止2005年,美国人口3亿,佛教徒272万,占总人口的0.9%,接近1%。

这里统计的是正式皈依的佛弟子,若以常理推断,美国还有一批信奉或同情佛教却没有皈依的佛教徒。这个人数,有的估测是达到3500万,美国佛教的类型很齐全,亚洲佛教的诸多宗派,汉传、藏传与南传三大语系的佛教,都在美国拥有道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这就不得不令我们思考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佛教为什么能在美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这与60年代的美国政治环境有关。

1965年移民法案促使亚裔大批地流人美国,这时是美国反主流文化最激进的时期,韩战、越战的相继爆发,为佛教在美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契机:亚裔带来了佛教,欧裔美国人则想了解佛教。但是,这只是美国佛教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其深层的原因是,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对亚洲佛教的期待。

60年代以来,美国孕育了一种“美国化了的佛教”,或许能为亚洲佛教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经验。

美国佛教的特色有三点:世俗佛教、世界佛教和参与佛教,由此可以探讨传统佛教与西方现代社会相结合的可能性。

一、世俗佛教

民主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就促使佛教的平等思想要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从而突破亚洲佛教传统的等级观念。

佛教民主化的直接结果,一是僧俗地位的变更,美国佛教的重心落在居士化的佛教实践上,淡化了剃度僧尼所起的作用;从而模糊了僧俗的界限,二是女性在佛教社团里的人数越来越多,有许多妇女取得了佛教社团的领导权。

在中国,僧俗之间的等级秩序清晰可见。美国佛教的民主化,使传统的僧俗体制逐渐淡化,居士、俗人的力量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学佛以后最终出家的例子,在美国并不很多。

譬如在美国的上座部佛教,目前很少有信徒出家为僧。目前在美国传法的欧裔大乘佛教徒,大多继承日本佛教的衣钵,有家有室,蓄妻生子。

“独身”的观念,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不再被认为是宗教虔诚的标志。因此,美国的僧人,是在寺庙或禅修中心“指导”信徒,很难成为信徒们永远的老师。这就与亚洲僧人不同,他们在居士面前享有崇高的优越地位。

但美国的居士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希望能对佛法有直接的了解与体悟。当然,在较为单纯的亚裔佛教社团里,僧宝的优越地位仍还十分明显。

同时,美国的信仰格局,相对于天主教国家,更能契合大乘佛教的理念。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并不以成佛为目标,学佛的最高目标是成就阿罗汉果位,佛与学佛者之间有距离,但在大乘佛教,消除了这种距离感。

大乘佛教强调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相即不二,就像禅宗常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并不区分神圣与世俗的领地,天上与人间并无必然的圣凡关系,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乘佛教的这种不二思想,与美国社会的世俗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使大乘佛教在美国获得了发展空间,也使美国的佛教具有世俗主义的特色,出现了在家信徒日益增长而出家僧人并不见多的局面。

台湾佛光山在美国有多家道场,每个道场的出家众并不多,但是每个道场都有由众多在家信徒组成的国际佛光会护持。这种传播模式所推动的居士佛教,其领导权仍在出家众,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并没有削弱僧宝的地位,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很好的连续性。

因此,美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培育了一种新型的居士佛教。佛教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

二、世界佛教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种族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社会。不同的种族,通常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佛教在美国的传播首先就会遇到种族问题,佛教徒的肤色连带着他们会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与社会心理。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美国社会,必须找到能协调国内多种族、多宗教问题的有效途径。

这就诞生了“多元主义” (pluralism)的主流价值,普遍承认各宗教的存在意义,推行“宗教多元主义”(religious pluralism),鼓励宗教对话。在这样的环境里,亚洲佛教必须转变为“世界佛教”。这并不因为美国拥有亚洲各种佛教形态,而是美国的佛教需要找到自己的普世性。

哈佛大学的印度学教授德安娜(DianaL.Eck),既在大学里开设“世界宗教:多样性与对话”这样的课程,又在出版专著,影响美国人去突破基督教的单边主义。

她提醒大家,在当前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印度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意味着什么?各宗教的信徒首先是如何弥合宗教内部的分歧,其次是如何在更大的范围考虑宗教的多样性。哈佛大学神学院也在冲破重重阻力以后,成立“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德安娜1998年在为《美国佛教》撰写的前言里,以旧金山湾区密集的宗教社团为例,解释了推行“宗教多元主义”的必要性。

截止1997年,湾区150多座佛教道场,有上座部的,也有藏传的与汉传的佛庙,汉传的大乘道场还分中国与日本,日本的还分禅宗与净土真宗等:此外还有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面对如此丰富的宗教多样性,若是推行单边主义,势必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因此,宗教对话成为一种大势所趋,也是美国佛教徒与佛教学者共同面对的时代主题。
就目前而言,美国佛教的对话对象主要是基督教,以佛教——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最为显著。

在东西方宗教交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夏威夷大学,自1981年起编辑出版《佛教——基督教研究》的年刊,隶属于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宗教计划” (East-West Religious Project)。

这场对话,在西方已成显学,美国还设有“佛基研究会” (Society for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从铃木大拙的时代即已开始。而到60年代,天主教“梵二”会议召开以后,“宗教对话”在基督教世界已被普遍认可。在这场对话中,美国的宗教学者意在能让佛教与基督教彼此受益。

1986年英格拉姆(Paul lngram)与斯特伦(FriederickStreng)出版《佛教——基督教对话:彼此的复兴与转型》,颇能彰显这种“双赢”的意图。

1990年科比(John B.Cobb)发表《空的上帝: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对话》,1998年他还发表《超越对话:朝向佛教与基督教的彼此转型》,这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与京都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阿部正雄,一直引领北美地区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

目前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与博士学位论文,都已相当丰富,互联网上甚至还有这方面的主题书目。

“基督禅”的提出与发展,堪称是这场宗教对话最成功的实例。1971年天主教神父乔史顿提出“基督禅” (Christian Zen)的想法,借用佛教的“禅法”服务于基督徒的灵修。它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数息”的方法达到止观的禅境,观想天主,在心灵深处见到天主,与天主结合为一,顿悟“天主是爱”。 “基督禅”这个概念一经提出,随后受到了佛教与基督教共同的欢迎。像“基督徒能否成为佛教徒”、 “佛教徒能否成为基督徒”这样的问题,也就随之消解。基督禅的实践,对美国佛教今后的发展或许会有持续的影响。因为禅宗在美国的发展势头还在继续,美国的禅未必需要模仿东方的禅。

在美国的多元宗教文化环境里,亚洲佛教成了一种地道的“世界佛教”:超越民族的局限性而显现跨民族、跨文化的普世性。

美国佛教的普世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所谓“参与佛教”的理念里。

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互动,基督教向佛教学习禅观冥想的方法,而美国佛教亦在参照基督教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诸如“社会正义”、 “临终关怀”等。西方世界因此又有“参与佛教”的提法,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人间佛教”。

三、参与佛教

从越南到西方弘法的一行禅师,1966年成立了“相即社” (Tiep Hien Order,Order Of Interbeing),并以越南语表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四字。

而用英语表达时,一行禅师最早采用了Engaged Buddhism这个短语。太虚“人间佛教”的提法,最初源自他的“人生佛教”。因此,“参与佛教”主要是说,佛教要为现实人生服务,强调佛教徒在家庭与社团里的责任。

现在,“参与佛教”已被看成是当代欧美佛教的普遍特征。它的含义主要是,佛教需要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譬如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临终关怀、女性解放、国际难民,乃至日趋严重的恐怖事件等社会问题。当前的美国佛教,被认为最能体现“参与佛教”的特征。

1996年的《参与佛教:亚洲佛教解放运动》、2000年的《西方的参与佛教》,这两部论文集分别介绍亚洲与西方的“参与佛教”,解释“参与佛教”的形成过程与思想资源。
前一部论文,介绍亚洲佛教参与社会的实例,主要包括:印度阿姆贝塔(Bhimrao Ambedkar,1891-1956)、斯里兰卡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的佛教复兴,以及一行禅师、创价学会的弘法实践。

后一部论文集,主要介绍西方“参与佛教”的弘法理念、实践与特色,涉及美国“创价学会的种族多样性”、“佛教环境行动论”、 “妇女在美国佛教的主动性”、 “同性恋的佛教”、 “多伦多亚洲佛教徒的社会行动”等。

美国佛教的参与人世,包括“家庭化” (domestication)与“政治化”(politicization)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既有“人间佛教”服务于现实人生的宗教诉求,还有“参与佛教”涉及社会层面的政治诉求。但这种政治诉求的实现,依靠各种途径的对话来达到符合佛教精神的“普世伦理”。

所以,“参与佛教”内在的精神动力,是要构建所谓的“佛教伦理学”:佛教如何能对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有益?

佛教伦理学在美国的时兴,正是体现了佛教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积极功效的可能性,运用佛教的古老原则来处理现代社会的崭新话题。
这些年,美国的大学也给本科生开设佛教伦理学的课程,已有多部以“佛教伦理学”为题的教材。譬如,关大敏(Damien Keown)以研究佛教伦理学著名,他在1992年出版《佛教伦理学基础》。

出于对佛教伦理学的关心,他与普莱比什(Charles Prebish)在1994年创办了电子期刊《佛教伦理学报》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佛教伦理学,当然是要处理各种世俗问题,诸如财富、生命,生态等,这是“参与佛教”必然要去面对的问题。1990年史威乐(Donald Swearer)等编的《伦理学、财富与解脱:佛教社会伦理学研究》,对此有所说明。

1992年拉夫洛(William LaFleur)发表《液体的生命:日本的堕胎与佛教》,讨论佛教卷入日本有关堕胎辩论的前后经过,涉及到有关纪念流产胎儿的佛教实践问题。1997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佛教与生态学》,可以说是首次全面考察佛教的生态伦理。

美国佛教的女性化现象,本身需要构建一种佛教伦理学予以新的解释。自古以来,女性在佛教徒里的比重向来很高,而在出家众里女性的比例并不太高。但是,美国佛教的女性化倾向很明显,不仅是信徒,而且是出家的女众越来越多,这几乎成了一个潮流。

在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里,美国妇女占据关键的领导岗位。而在欧裔的佛教社团里,女性化更加显著。美国佛教学者,尤其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很重视女性在佛教里的地位与价值,出现“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

当然,世俗佛教、世界佛教、参与佛教,上述三点的归纳,只能反映美国佛教的部分传播经验。佛教要在美国的多元宗教环境、在强势的超级大国里传播,必须学会适应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创造出一种“新佛教”,这既不是简单地改变亚洲的佛教传统,也不能简单地去迎合美国的文化需求。

美国佛教的这种主动调适,促成了“新佛教”的基本理念。因此颇能体现全球化时代的佛教理念。

当前西方的佛教,试图融合南传上座部的禅观体系、汉传大乘与藏传金刚乘的修行理论,有的还独树一帜,标榜自己属于“第四乘”,即在小乘、大乘与金刚乘以后的最新发展。美国佛教的实践,或许就是“第四乘佛教”,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是契合现代西方社会的新佛教。


作者:李四龙



Wednesday, 5 October 2011

佛在美国

佛在美国

1963年,美国佛教徒举行庆祝“佛教传入美国七十周年纪念”。这是依据1893年芝加哥举行的“宗教会议”算起。学者认为,此乃佛教传入美国有具体年份记载的最早说法。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我们确认这一说法的话,那么至今108年的美国佛教史,即相当于公元106年时的中国佛教。当时中国佛教,仅有几本中文佛经,几所寺院供西域僧人商人参拜和居住,没有汉人出家,佛教被认为是社会上流传的、外来的一种神仙道术,不为人们接受。到公元三世纪中叶的晋朝,由于佛经翻译的开展,人们才开始注意、了解、接受佛教。相比之下,今日的美国佛教,可说是“佛法中天”。

首先,我们不但拥有全世界三大语系的佛经,而且,绝大部份佛经都已译成英文;我们不仅拥有四五百名法师,而且经常有全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学者来美讲经说法;我们不啻在全美国华裔、日本裔、韩国裔、泰国裔等移民区内建有寺院三百座以上,且还在不断增加,更有数座道场,占地面积达一百英亩以上。

其次,佛法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和接受。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美国人结伴成行到寺院听经、禅坐、诵经共修;组织团体到寺院参访,了解佛教;邀请法师学者到教堂演讲佛法;社会上、学术界也早已吹起了研究佛学之风,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史坦福大学、威斯康大学、辛辛纳地大学等全国重点学府都设有佛学课程;一些著名的学术杂志,如《宗教》、《亚洲之研究》、《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东西方之哲学》等等,都经常刊登佛学论文;每年都有各种佛教学术研究会议在美国各地召开;许多人,听闻佛法后,改变原来的信仰,归依佛教,甚至出家为僧,担负起弘扬佛法;更有不少学者,闻佛法后,称赞不已。学者Alan Watts教授认为:“佛法之卓绝性,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侵信会”牧师沙意尔(Sawyer)博士在美国中部电台布道时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是佛教。”在今日的美国,佛教已被视为是“世界上唯一的和平的宗教。”

其三,美国是个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信仰神的国家。法律更保障宗教绝对自由。政府不偏护任何一宗教,所有宗教一律平等,所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没有设立任何宗教的指导课程。完全自由平等的宗教信仰环境,伴随着高科枝、高物质文明的社会,给佛教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无穷尽的殊胜机遇。
其四,要加以说明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也好,传入美国也好,都不是借仗坚甲利兵、政治强权有组织地“进入”,而是由于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而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不诱引不强迫人信仰,完全由人们自已通过接触,了解,抉择下,走上了信仰。佛教信徒日益增多。

有位著名的宗教学者这样认为:美国佛教现况,生机勃勃;美国佛教前景,无比壮阔。

(作者正如 ,原刊于美国佛教联合会2001年《法炬》)

Tuesday, 4 October 2011

專訪《TIME》百大人物、《奇蹟》作者 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博士

【遠見雜誌】2009年4月號 ---  專訪《TIME》百大人物、《奇蹟》作者 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博士

左腦惹的風暴,只有靠右腦救贖

是命運的捉弄,還是上天的恩典?讓一名年輕的哈佛大學腦神經專家遇上一場突如其來的腦中風意外,與病魔纏鬥八年後,卻又奇蹟似地痊癒。
            
1996年12月一個早晨,37歲的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博士突然遭逢左腦血管爆裂,失去了自主控制身體的能力。
嚴重腦溢血的她並沒有難過放棄,反而憑著自己對腦神經的專業知識,努力找出病因、並設法求援。
  
歷經一場腦部手術以及八年的復健,她神奇地完全康復了!病魔留給她的,僅有左腦殼上一道9英吋長的疤痕;但她卻從病魔身上學到了一堂無價的醫療實習課:親身體驗中風患者的患病、痛苦,以致復健、痊癒的全過程。
     
在這段患病的歷程中,由於左腦的受創,意外開啟她右腦與宇宙間的特殊溝通體驗,讓她進入一種妙不可言的平和喜樂境界。

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故事,是個活生生的傳奇。康復後的她,依然致力於腦神經醫療研究,同時在全美各地巡迴演說,協助人們更瞭解中風這種疾病。
    
「透過不斷地演講與寫作,她可能是世界上向人們最詳盡介紹中風這種疾病的人,」五年前不幸中風的知名美國電視主持人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如此形容泰勒。
泰勒的傑出貢獻,也讓她獲選為《TIME》雜誌2008年百大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遠見》特別邀請泰勒接受越洋專訪,這也是她首度接受財經媒體訪問。以下是訪談精華:
       

認識兩腦 理性運用兩種自己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奇蹟》這本書中,你最希望傳達的理念如何?希望傳遞給誰?

吉兒.泰勒答(以下簡稱「答」):最重要的訊息是:任何想要找到平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腦」中找到。當我們愈瞭解左腦與右腦的關聯,愈能把這樣的平衡與平靜投注在日常生活中。

問:一般讀者多數沒有中風經驗,他們要怎麼讀你的書?

答:其實這本書適合所有人閱讀。我們的腦袋是由兩個完全分割的半球所構成的,中間只靠纖維相連,左腦與右腦有完全不同的個性與特質。左腦是比較重視獨立的我,與個人有關,右腦則更在意整體,可以看到更大的局面與周圍所有事務的關聯性。當我們愈理解這兩種腦袋的不同運作,我們愈可以理智地選擇要對世界展現哪一個部分的自己。
             
問: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是右腦思考,還是左腦思考?

答:因人而異。大體來說,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比較傾向左腦,像是關心「我」的家庭,「我」的經濟狀況,並且驅迫自己追求物質上的成就,關心的都是個人的居多。巴西與亞洲國家的文化則非常不同,更集體性,把個人視為整體的一部分,更看重每一個時刻、更看重自己的身體、更活在當下、更願意表達內心情感,而不帶批判。
      
平衡兩腦 感受人類能量連結

問:你從中風後復原至今,且親身經歷了兩腦不同的運作之後,有什麼改變?

答:我覺得活得更平衡,更有同情心、更有情感,感受到與全人類的相連。雖然還是忙碌,但可以在忙碌的空檔中,享受有品質的平靜。

問:你的意思是,最理想的人生是兩腦平衡對嗎?對於一般忙碌的上班族,要如何經歷這樣身心的平靜?

答:是的。通常我們的左腦啟動的時候,只想要逼迫自己做得更多,不想放鬆。有時要刻意地把自己的腦袋關掉,就算只有一、兩分鐘也好。平靜與放鬆對於身心都很有幫助。可以用冥想、禱告,或是放鬆大笑的方式達成。

問:你體驗了左腦關閉後、出現一種特殊的神祕感受。你在書中幾次提到「涅槃」的概念,是否與佛教思想雷同?

答:我並沒有宗教上的特別信仰。從小在基督徒的環境中長大,就像大部分美國人一樣,我傾向「追求如何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我是科學家,習慣從分析、觀察中理解事務運作的真相。我的這些一般人看來是「神祕」的體驗,是完全來自經歷左腦中風,腦袋關機的結果。這樣的體驗,使我擁有了與我所理解的「佛教」相類似的看法,那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能量、所有事物都有連結,同情與愛是生命的核心。因為這個失去左腦的珍貴經驗,使我的理性安靜下來,經歷了這份一般人要透過冥想或祈禱才能得到的答案。 

倖存心得 在醫護體系引迴響

問:你的書主要吸引哪些人?

答:其一是中風倖存者,我的書讓他們的生命有了希望。其二是照護者,很多人把這本書當作病人照護指南在使用,因為從中可以瞭解病人經歷什麼且需要什麼。當然醫學界迴響最大,每個醫療工作者個人的改變,也將加速了整體組織與制度的改變。

問:怎麼樣的改變?能不能舉例說明?

答: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對於重大傷病患者的腦部復建是:如果你前六個月沒有恢復,那你就沒救了。事實上這是不公平且不正確的觀念。醫生的一個決定,宣告了病人與家屬的嘗試都只是浪費時間。如果我的書可以帶給醫療體系比較開放的觀念,說明病人沒有跡象的外表下,腦中無時不在經歷細胞的復甦與再生,勢必也會改良?醫護人員對於醫療與復健的方法。這樣的改革在體制龐大的美國需要時間,但是在人口比較稀少的小國家如荷蘭,就有顯著的效果。

問:出版這本書後,帶給你生活哪些改變?

答:帶來更多的電子郵件(笑)。我現在平均一天收100封email。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迴響,徹底打開我的眼界。我看到全球的人,其實都在面對同樣的問題,也同樣對大腦的運作無知。我同時也理解到不同文化的人,如何體驗右腦的平靜經驗,這使我的眼界大開。我更加確信,我們都是能量的生命體,彼此相連,儘管左腦始終試圖告訴我們,自己是獨立、個人的。但是我們身體裡面其實是有壓迫感的。這樣的壓力與焦慮,阻隔了將自己視為萬物一體的平靜體驗。

問:所以你現在可說是雙腦平衡了嗎?

答:確實如此。雖然還是忙碌,但是非常容易在忙碌的空檔中,進入平靜的心靈狀態,非常美好。
經濟失衡 向右思考新時代

問:身為一位腦神經學家,你怎麼看目前全球的經濟情勢?我們似乎陷入了某種失衡?

答:追求財務與經濟的價值,這些都是屬於左腦的意識。現在的情況也是我們的左腦過度主宰而失衡的結果,我們太逼迫自己成功、以賺大錢為人生目標。如果換右腦的角度思考,我們每個人都命運相連,是全球經濟體的一環,隸屬全人類的的大社群。因此如何永續生存並取得自然界的平衡,比追求個人財務更為重要。未來的生存方式,應從左腦思考轉換到右腦思考。

問:你曾經被財經媒體訪問過嗎?你對企業人士做決策時有何建議?

答:這是我首度接受財經雜誌專訪,但我曾受邀前往企業的會議上演說。我當時給他們的意見是,如果我們想知道如何找回全球經濟的平衡,我們就要先向內找,去看我們身體這個大宇宙,與無數細胞的小宇宙之間的反映與關連。細胞可以維持我們人體的生存,而我們從細胞上可以學習到一件事:當一個有機體、或一個動物與周遭環境發生不平衡的矛盾現象時,細胞便會走向自我毀滅,這有點像我們人類與地球之間的關係。所以,歸根結柢地說,我們應該去看我們人類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才造成現在這種局面。

如果你從生物系統的觀點去研究細胞,會發現細胞裡頭其實有兩種反應群因素(feedback groups):正向反應群和負向反應群。正向反應群會促使你想要更多同樣的東西,比方說你想吃冰淇淋,那這個反應群就會促使你去找冰淇淋來吃。這概念用在經濟上,就會出現「我想要錢,好,我就去賺錢,賺更多更多的錢。」這會衍生出需求永遠無法獲得滿足的結果,最後就導致自我的滅絕。這種情形與我們現在金融界的氛圍相當類似。

但如果是右腦就會說:「拿一部分的錢就好,其他的錢讓它留著、好讓整個系統能永續經營下去。」當它得到部分的滿足後,它就會變換焦點,轉向一種帶給他人補償的利他行徑。所以我給企業人士的建議是,如果能從生物本能上去觀察學習,用右腦的邏輯來處理事情,那今天一切就會全然不同。但現在金融海嘯發生了,也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不同於以往的思惟邏輯來處理一切。

以愛迴向 幫助更多中風病患

問:你曾被《TIME》雜誌選為「2008年全球100大有影響力人物」之一,你認為自己對世界的影響力或貢獻是什麼?

答:聽到這消息時,我也很驚喜,畢竟我從沒想過要得到什麼樣的榮譽。我想我的貢獻應該是為左右兩個半腦搭起一座橋樑,並且協助人們認識到我們每個人頭腦裡都有兩個非常美妙的半腦,它們彼此迥異、各有高超能力,但瞭解它們的差異可以幫助我們更圓滿地處理生活中的各種關係,更準確地將心中的思想、情感投射到外部世界裡,並且理性地選擇我們所要的生活方式。

問:你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最難忘的經驗是?

答:是「愛」。我很驚喜地發現,很多人認為我的言論相當有參考價值,而且他們都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心中的感動與愛。記得有次,演講後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就走過來,跟我道謝,並且問我,「可不可以給他一次擁抱?」我答應了。

我也發現,我帶給大家的訊息,其實是跨種族、跨區域的,不同的人都可以發現這些訊息其實很有價值。

問:有計畫撰寫一本關於如何防治中風的書嗎?

答:我沒有寫書的任何規劃,目前我的心力主要放在研發一種比較平價的、新的腦神經復健醫療設備,希望能協助患有腦部重創或者中風的病人。我曾經在網站上放了一部影片,結果短短一、兩週內就獲得來自全球各地的無數迴響,因此我認為用影片來和讀者溝通交流會比寫書來得更有時效,以後我可能會繼續透過影片和讀者交流,這樣會比較即時、有效率。

問:台灣有不少長年中風病患,有的甚至患病數十年,他們現在還有機會治療、康復嗎?

答:當然有機會。我在面對中風患者時,不是看他們哪個部位癱瘓了,而是去看他們的腦細胞,只要腦細胞能再次運作、不斷地彼此聯繫溝通,就有機會康復。所以我們要提供病患一個適合他們恢復腦細胞運作的環境,細心提供照護。

問:有到台灣訪問的規劃嗎?
答:我非常希望能到世界各地去巡迴訪問,但我目前的演講行程相當緊湊,而且還要參與腦神經復健醫療設備的研發工作,而且我的身體狀況很容易疲憊,無法適應長途飛行的旅程。所以只好暫緩。(楊瑪利、李康莉、黃浩榮採訪;李康莉、黃浩榮整理)

Sunday, 25 September 2011

Jackie Evancho first audition Americas Got Talent full with result and c...

如何解讀別人的心思Rebecca Saxe




Today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And the problem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s not the familiar one from philosophy, which is, "How can we know whether other people have minds?" That is, maybe you have a mind, and everyone else is just a really convincing robot. So that's a problem in philosophy. But for today's purposes I'm going to assume that many people in this audience have a mind, and that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There is a second problem that is maybe even more familiar to us as 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spouses, and novelists. Which is, "Why is it so hard to know what somebody else wants or believes?" Or perhaps, more relevantly, "Why is it so hard to change what somebody else wants or believes?"
 
I think novelists put this best. Like Philip Roth, who said, "And yet, what are we to do about this terribly significant business of other people? So ill equipped are we all, to envision one another's interior workings and invisible aims." So as a teacher, and as a spouse, this is, of course, a problem I confront every day. But as a scientist, I'm interested in a different problem of other minds, and that is the one I'm going to introduce to you today. And that problem is, "How is it so easy to know other minds?"
 
So to start with an illustration, you need almost no information, one snapshot of a stranger, to guess what this woman is thinking, or what this man is. And put another way,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e machine that we use for thinking about other minds, our brain, is made up of pieces, brain cells, that we share with all other animals, with monkeys, and mice, and even sea slugs. And yet, you put them together in a particular network, and what you get is the capacity to write Romeo and Juliet. Or to say, as Alan Greenspan did, "I know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thought I said, but I'm not sure you realize that what you heard is not what I meant." (Laughter)
 
So the job of my field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is to stand with these ideas, one in each hand. And to try to understand how you can put together simple units, simple messages over space and time, in a network, and get this amazing human capacity to think about minds.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three things about this today. Obviously the whole project here is huge.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just our first few step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 special brain region for thinking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as we learn how to do this difficult job. And then finally, to show that som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 in how we judge others, can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this brain system.
 
So first,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tell you is that there is a brain region in the human brain, in your brains, whose job it is to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This is a picture of it. It's called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It's above and behind your right ear. And this is the brain region you used when you saw the pictures I showed you, or when you read Romeo and Juliet, or when you tried to understand Alan Greenspan. And you don't use it for solving any other kinds of logical problems. So this brain region is called the RTPJ. And this picture shows the average activation in a group of what we call typical human adults. They're MIT undergraduates. (Laughter)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say about this brain system is that although we human adults are really good at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we weren't always that way. It takes children a long time to break into the system. I'm going to show you a little bit of that long, extended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I'm going to show you is a change between age three and five, as kids learn to understand that somebody else can have belief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a five-year-old who is getting a standard kind of puzzle that we call the false belief task.
 
Video: This is the first pirate. His name is Ivan. And you know what pirates really like?
 
Pirates really like cheese sandwiches.
 
Child: Cheese? I love cheese!
 
R.S.: Yeah. So Ivan has this cheese sandwich. and he says "Yum yum yum yum yum! I really love cheese sandwiches." And Ivan puts his sandwich over here, on top of the pirate chest. And Ivan says, "You know what? I need a drink with my lunch." And so Ivan goes to get a drink. And while Ivan is away the wind comes, and it blows the sandwich down onto the grass. And now, here comes the other pirate. This pirate is called Joshua. And Joshua also really loves cheese sandwiches. So Joshua has a cheese sandwich and he says, "Yum yum yum yum yum! I love cheese sandwiches." And he puts his cheese sandwich over here on top of the pirate chest.
 
Child: So, that one is his.
 
R.S.: That one is Joshua's. That's right.
 
Child: And then his went on the ground.
 
R.S.: That's exactly right.
 
Child: So he won't know which one is his.
 
R.S.: Oh. So now Joshua goes off to get a drink. Ivan comes back and he says, "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So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van is going to take?
 
Child: I think he i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R.S.: Yeah, you think he'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Alright. Let's see. Oh yeah, you were right. He took that one.
 
So that's a five-year-old who clearly understands that other people can have false beliefs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for their actions.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a three-year-old who got the same puzzle.
 
Video: R.S.: And Ivan says,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Which sandwich is he going to take?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take that one? Let's see what happens. Let's see what he does. Here comes Ivan. And he says, "I want my cheese sandwich." And he takes this one. Uh-oh. Why did he take that one?
 
Child: His was on the grass.
 
R.S. So the three-year-old does two things differently. First he predicts Ivan will take the sandwich that's really his. And second, when he sees Ivan taking the sandwich where he left his, where we would say he's taking that one because he thinks it's his, the three-year-old comes up with another explanation. He's not taking his own sandwich because he doesn't want it, because now it's dirty, on the ground. So that's why he's taking the other sandwich. Now of course, development doesn't end at five. And we can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process of learning to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by upping the ante and asking children now, not for an action prediction, but for a moral judgement. So first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three-year-old again.
 
Video: R.S.: So is Ivan being mean and naughty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Child: Yeah.
 
R.S.: Should Ivan get in trouble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Child: Yeah.
 
R.S.: So it's maybe not surprising he thinks it was mean of Ivan to take Joshua's sandwich. Since he thinks Ivan only took Joshua's sandwich to avoid having to eat his own dirty sandwich. But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five-year-old. Remember the five-year-old completely understood why Ivan took Joshua's sandwich.
 
Video: R.S.: Was Ivan being mean and naughty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Child: Um, yeah.
 
R.S.: And so, it is not until age seven that we get what looks more like an adult response.
 
Video: R.S.: Should Ivan get in trouble for taking Joshua's sandwich?
 
Child: No, because the wind should get in trouble.
 
R.S. He says the wind should get in trouble for switching the sandwiches. (Laughter)
 
And now what we've started to do in my lab is to put children into the brain scanner and ask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 as they develop thi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in children we see this same brain region, the RTPJ, being used while children are thinking about other people. But it's not quite like the adult brain.
 
So where as in the adults, as I told you, this brain region is almost completely specialized. It does almost nothing else, except for thinking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In children it's much less so, when they are age five to eight, the age range of the children I just showed you. And actually if we even look at eight to 11-year-olds, getting into early adolescence, they still don't have quite an adult-like brain region. And so, what we can see is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childhood and even into adolescence, both the cognitive system, our mind'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other minds, and the brain system that supports it, are continuing, slowly, to develop.
 
But of course, as you're probably aware, even in adulthood, people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how good they are at thinking of other minds, how often they do it, and how accurately. And so what we wanted to know was, could differences among adults, in how they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differences in this brain region.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did is we gave adults a version of the pirate problem that we gave to the kids. And I'm going to give that to you now.
 
So Grace and her friend are on a tour of a chemical factory and they take a break for coffee. And Grace's friend asks for some sugar in her coffee. Grace goes to make the coffee and finds by the coffee a pot containing a white powder, which is sugar. But the powder is labeled "Deadly Poison". So Grace thinks that the powder is a deadly poison. And she puts it in her friend's coffee. And her friend drinks the coffee, and is fine.
 
How many people think it was morally permissible for Grace to put the powder in the coffee? Okay. Good. (Laughter) So we ask people how much should Grace be blamed in this case, which we call a failed attempt to harm.
 
And we can compare that to another case where ever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is the same. The powder is still sugar, but what's different is what Grace thinks. Now she thinks the powder is sugar. And perhaps unsurprisingly, if Grace thinks the powder is sugar and puts it in her friend's coffee, people say she deserves no blame at all. Whereas if she thinks the powder was poison, even though it's really sugar, now people say she deserves a lot of blame, even though what happened in the real world was exactly the same.
 
And in fact they say she deserves more blame in this case, the failed attempt to harm, than in another case, which we call an accident. Where Grace thought the powder was sugar, because it was labeled "sugar" and by the coffee machine, but actually the powder was poison. So even though when the powder was poison, the friend drank the coffee and died, people say Grace deserves less blame in that case, when she innocently thought it was sugar, than in the other case, where she thought it was poison, and no harm occurred.
 
People, though, disagree a little bit about exactly how much blame Grace should get in the accident case. Some people think she should deserve more blame, and other people less. And what I'm going to show you is what happened when we look inside the brains of people while they're making that judgment. So what I'm showing you, from left to right, is how much activity there was in this brain region. and from top to bottom, how much blame people said that Grace deserved.
 
And what you can see is, on the left when there as very little activity in this brain region, peopl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er innocent belief and said she deserved a lot of blame for the accident. Whereas, on the right, where there was a lot of activity, people payed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her innocent belief, and said she deserved a lot less blame for causing the accident.
 
So that's good, but of course what we'd rather is have a way to interfere with function in this brain region, and see if we could change people's moral judgment. And we do have such a tool. It's call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r TMS. This is a tool that lets us pass a magnetic pulse through somebody's skull, into a small region of their brain, and temporarily disorganize the function of the neurons in that region.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a demo of this. First I'm going to show you, to show you that this is a magnetic pulse, I'm going to show you what happens when you put a quarter on the machine. When you hear clicks we're turning the machine on. So now I'm going to apply that same pulse to my brain, to the part of my brain that controls my hand. So there is not physical force, just a magnetic pulse.
 
Video: Woman: Ready? Rebecca Saxe: Yes.
 
Okay, so it causes a small involuntary contraction in my hand by putting a magnetic pulse in my brain. And we can use that same pulse, now applied to the RTPJ, to ask if we can change people's moral judgments. So these are the judgments I showed you before, people's normal moral judgments. And then we can apply TMS to the RTPJ and ask how people's judgments change. And the first thing is, people can still do this task overall.
 
So their judgments of the case when everything was fine remain the same. They say she deserves no blame. But in the case of a failed attempt to harm, where Grace thought that it was poison, although it was really sugar, people now say it was more okay, she deserves less blame for putting the powder in the coffee.
 
And in the case of the accident, where she thought that it was sugar, but it was really poison and so she caused a death, people say that it was less okay, she deserves more blame. So what I've told you today is that people come, actually, especially well equipped to think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We have a special brain system that lets us think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are thinking. This system takes a long time to develop, slowly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childhood, and into early adolescence. And even in adulthood, differences in this brain region can explain differences among adults in how we think about and judge other people.
 
But I want to give the last word back to the novelists. And to Philip Roth, who ended by saying, "The fact remains that getting people right is not what living is all about anyway. It's getting them wrong that is living. Getting them wrong and wrong and wrong, and then on careful reconsideration, getting them wrong again." Thank you. (Applause)
 
Chris Anderson: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using magnetic pulses to change people's moral judgments, that sounds alarming. (Laughter) Please tell me that you're not taking phone calls from the Pentagon, say.
 
Rebecca Saxe: I'm not. I mean, they're calling, but I'm not taking the call. (Laughter)
 
C.A.: They really are calling? So, then seriously, then seriously, you must lie awake at night sometimes wondering where this work leads. I mean you're clearly an incredible human being. But someone could take this knowledge and in some future not torture chamber, do acts that people here might be worried about.
 
R.S.: Yeah, we worry about this. So, there is a couple of things to say about TMS. One is that you can't be TMSed with out knowing it. So it's not a surreptitious technology. It's quite hard actually to get those very small changes. The changes I showed you are impressive to me because of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brain. But they're small on the scale of the moral judgments that we actually make.
 
And what we changed was not people's moral judgments when they're deciding what to do, when they're making action choices. We change their ability to judge other people's actions. And so I think of what I'm doing not so much as studying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 but studying the jury.
 
C.A.: Is your work going to lead to any recommendations in education, to perhaps bring up a generation of kids able to make fairer moral judgments?
 
R.S.: That's one of the idealistic hopes. The whole research program here, of studying the distinctive parts of the human brain, is brand new. Until recently what we knew about the brain were the things that any other animal's brain could do too. So we could study it in animal models. We knew how brains see, and how they control the body, and how they hear and sense. And the whole project of understanding how brains do the uniquely human things, learn language, a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inking about other people's thoughts, that's brand new. And we don't know yet, what the implications will be of understanding it.
 
C.A.: So I've got one last question. There is this thing called 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that puzzles a lot of people. The notion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why a brain works, perhaps. But why does anyone have to feel anything? Why does it seem to require these beings who sense things for us to operate? You're a brilliant young neuroscientist. I mean, what chances do you think there are that at some time in your career someone, you or someone else, is going to come up with some paradigm shift in understanding what seems an impossible problem.
 
R.S.: I hope they do. And I think they probably won't.
 
C.A.: Why?
 
R.S.: It's not called 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for nothing. (Laughter)
 
C.A.: That's a great answer. Rebecca Sax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fantastic. (Appl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