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 January 2011

台湾选举与民主的悖论

台湾选举与民主的悖论

         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错综复杂,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得明白。但是,从开始以社会制度不同作为抗拒统一的理由,发展到以经济贫富差距为理由,最后以民主作为理由,好像民主选举是解决政治困局的万灵丹,台湾的拒统论述已经走入了台独的死胡同。

         笔者自结束台湾生意回新加坡已经多年,依然挂念台湾的同学、友人。试就台湾这一次北高市长的选举来窥探台湾以及西方所谓的民主选举的悖论。

         根据西方对民主学说的论述,认为民主制度的根本前提就是言论自由。一旦在自由言论中出现反对民主或不利于民主的言论时,其主要制衡的途径就是要进一步深化自由辩论,其道理是真理越辩越明。

自由辩论完全被操弄 

         其悖论在于,认为“自由辩论足以战胜一切反对民主或不利于民主的言论,使之不可能真正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这一说法,与台湾的所谓民主是相违背的。让我们就以2004年的所谓台湾总统大选,以及这一次的北高市长选举为例来说明台湾民主的悖论以及这种论述的贫困。

         台湾两次选举都是在所谓的民主选举框架下举行;但是在所谓本土政权的保卫战下,认为本土政权才配成为统治者,外来政权只能作为被统治者的操弄下,任何对陈水扁统治能力的责难、对其家族贪污腐败的指责,都要为这一崇高理想让路。

         用陈水扁的御用大医师黄芳彦的一句名言就可以概括整个台湾选举的道德现状:“还有比说真话要来得高的道德标准。”医师的一句心理治疗术,竟然可以被无限提升,成为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

         台湾的道德,就这么沦丧在“一切以巩固领导中心,保卫本土政权,以胜选为主”的口号之下。百万红衫军的长期静坐运动,《红花雨》感人的凄美歌声,除了进一步深化台独意识之外,都无法感动台湾农民的民主意识,无法唤醒台湾的礼、义、廉、耻!

所谓本土政权保卫战,其根源来自福建漳、泉两地移民在台湾为经济等各种纠纷械斗的延伸,夹杂着与台湾原住民的矛盾,各方人马合纵连横,厮杀数百年。由福佬族之间的派系内斗扩大到中华民族的内斗,其论述是首先区分本省人与外省人,然后到打倒外来政权,其间也夹杂着近期台联与民进党所谓争取“本土政权”领导权之间的争夺地盘与选票。

     上述这些台独言论与行为,通过选举,把反民主思想付诸于台湾社会实践,必然会威胁到台湾民主本身的存在基础;历史证明,它最终将导致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出现。

         两次选战在进展到近身肉搏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了造谣中伤、恶意抹黑的代名词。所谓的自由辩论已经成为自由谩骂。任何具有民主倾向的论述,哪怕再具有任何理性,遇上“还有比说真话要来得高的道德标准”的狡辩时,都要回避。

选民没有思考的时间

         国民党妄图以马英九的裴勇俊式笑容,想通过所谓理性的自由辩论来争取选票,最后只能是望高雄而兴叹。

         到陈水扁家族弊案连连,无法脱身之时,民进党与陈水扁就一切以胜选为考量;两颗子弹的出现、贿选谣言等任何手段都派上用场。任何竞选的承诺都可开空头支票,选后自有诺贝尔化学奖得奖人李远哲出来缓颊说:“竞选的承诺可以不必兑现。”带头教坏台湾青少年和儿童。

         虽然说,真理是朴素而未必是雄辩的,但是,大选时的自由辩论所面对的是广大的台湾选民,有怎么样的选民就有怎么样的领导者。在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中,选民在没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下,马上要决定投下选票,因此大多数人是会在口服之后立刻心服地投下选票。例如两颗子弹后,国民党马上停止一切竞选活动,任人宰割。

         看谁雄辩就选谁,这是台湾选举造势大会的功能,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造势大会。雄辩(熊辩、凶辩)这一点,放眼台湾的政坛,泛蓝及泛绿阵营里,无一是陈水扁的对手,其结果就变成孔子所说的“利口覆邦家”。

         西方文化是信奉上帝,选后一切交由上帝处理,上帝是他们的最高道德标准,选后无论胜负是谁,都可以心安理得,这是他们的理性主义。中华民族的文化一切是反求诸己,反求诸法,追求道德的升华,像上述台湾民主选举文化是反道德的,所以是反中华文化的,大陆应该以此为鉴,香港选举更加切切不可步其后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选后的道德沦丧,连圣严法师的开示,都无法使到选后台湾民众心怀的开释。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西方的理性主义,不可盲目跟随。

         不管是世界笑话或者是宇宙笑话,成龙对台湾政局的评语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发出警告反对台独,我们仍不可以掉以轻心。任何为台湾式民主摇旗呐喊的所谓“民主人士”,以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就”要求国际的认可,以此要求进入联合国,不管她是龙大姐或是龙小姐,我们都要跟她说不,以免造成东亚局势的不安。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





回教与西方传播媒体

回教与西方传播媒体

         6月的最后两天,英国接连发生汽车炸弹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警方迅速逮捕了8名医务人员,其中有6名是医生。袭击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引起英国国内一片哗然,英国媒体多以“恐怖医生”、“邪恶医生”或“医疗系统中的恐怖据点”等词语来形容这次事件。

         7月4日《联合早报》报道,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在访问惹兰巴哈的民防学院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们当然希望新加坡永远都不会遭到袭击,但是我们也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加上地铁车厢里每隔一段时间的“反恐”广播,说明恐怖袭击事件的潜在威胁已近在咫尺,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回教徒同胞的自尊。

圣战主义为梦想前赴后继 

         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中叶,巴格达曾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和穆斯林的中心,那是伊斯兰教(或称回教)辉煌的年代。自从殖民主义者逐渐退出中东地区之后,复兴伊斯兰及阿拔斯哈里发帝国俨然已成为许多中东穆斯林(回教徒)民族精英,包括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梦想。

         著名的穆斯林民族英雄萨拉丁曾在12世纪打败了欧洲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组织的十字军对中东地区的侵略,这一段辉煌历史依然鼓舞着今日的回教徒,他们也想打败以英美两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打败新的Crusade“十字军东侵”。

         鉴于一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属于亲美或至少不反美,因而,实现这种梦想很自然地就落在伊斯兰圣战主义者的肩上。他们提出:“建立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的伟大纲领。

         自从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法庭把萨达姆及其主要成员处以极刑之后,反美的伊斯兰圣战主义,依然为他们的梦想前赴后继,这是当今世界一系列恐怖主义的源头。

    主张为回教信仰而进行一场世界性战争的一股极端宗教势力暗流,正与西方强大媒体宣传较量,处于回教信仰海洋中的新加坡非回教徒,将如何自处呢?

         自美国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的反抗力量使美军死亡人数逐日上升,更是鼓舞了穆斯林的斗志。伊拉克除了像吸铁般吸引着大量来自中东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到伊拉克去参加“抗美援伊”,并在取得阶段性的战果之后,把战场直接插到敌人的后方去。

         如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3列旅客列车连环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98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以及这一次伦敦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值得人们深思。

成立世俗国家削弱了宗教界权力

         近几十年来,穆斯林与西方势力直接与间接地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中就有阿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海湾战争、波黑局势、攻打伊拉克战争等。西方媒体从不掩饰他们对穆斯林事业的歧视与成见,也从不掩盖西方为其自私的经济、石油利益而进行宣传。

         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伊斯兰社会,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穆斯林地区出现了许多世俗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加上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自然会削弱回教宗教界的权利,促使原教旨主义开始蔓延。

         加上自1973年油价高涨以来,富有的沙地阿拉伯资助各地建立伊斯兰学校,极端伊斯兰势力便开始酝酿传播,奥萨马就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富商及穆斯林精英分子。

         西方媒体对于穆斯林的主要报道,如《撒旦诗篇》、海湾战争、九一一事件、消灭萨达姆大杀伤武器、攻打伊拉克等。把这一些事件描述成一种犯罪文化,以及把伊斯兰描述成为一股邪恶与无政府的势力。他们是以西方那种高高在上的观点来对伊斯兰作负面的报道,导致全世界的穆斯林要与非穆斯林进行无休止的理论、澄清与说明。

         另一方面,布什凭借着美国是九一一恐怖事件受害者的借口,通过美国传媒大力的悲情造势,在没有获得联合国的同意下,美英两国直接挥军入侵伊拉克,两国传媒却形容这是一支仁义之师。相反的,把伊拉克人的武装抵抗描绘成为恐怖主义活动。

         属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布什,通过西方新闻传媒的渲染,以Crusade一词来对美国信教的民众进行有效的思想动员。基督教与回教之争俨然就变成了正义与邪恶之争。布什好战的、单边主义的政策,事后证明,不只令穆斯林,也令非穆斯林产生厌恶感。英国布莱尔首相近日的辞职,以及美国国内反战势力的方兴未艾,就是最有力地说明。

新加坡回佛携手办慈善

         面对西方文化的宣传,穆斯林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另一种反应就是完全的排斥;更极端的就是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许多穆斯林固然反对恐怖袭击事件,但是他们认为应该要有人出来挑战英美的霸权主义。

         回教文化中浓厚的封建色彩与基督教文化中狭隘的文化优越感的冲突,就是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冲突”;确实地讲,这是两种宗教的落后面之间的一个冲突。因此,要制止冲突的恶化,就要唤醒双方的中道与慈悲力量。

         极端穆斯林的恐怖网络是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穆斯林本身可以出来劝告极端的穆斯林兄弟,这是非穆斯林所办不到的。可惜,大多数温和的穆斯林不敢站出来说话,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也不会提供任何有利的平台给他们,造成局势持续地恶化。

         穆斯林想要恢复他们的自尊,就必须重建回教中道与仁慈的信仰,这是伊斯兰迫切需要重建的真正价值。也是在7月4日这一天的早报本地新闻里,报道了新加坡回教传教协会联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光明山普觉禅寺,为了向社会传达仁爱、希望与友谊,将携手举办“心意心曲慈善晚会”。

         这一些活动在新加坡举行,将有助于新加坡的宗教与种族和谐,也有助于弘扬本地穆斯林同胞的中道与仁慈信仰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





自身难保



自身难保

         赵朴初与毛泽东曾有过以下一段精彩的对话。毛泽东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简称为“佛教的三段论”)赵朴老说:“有”。毛泽东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朴老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

         这“三段论”是佛教的“缘起性空”义理,“缘起法”不信宇宙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祗,“泥菩萨”当然不会有通天的本领。佛教目前已经是进入“末法时代”。《涅槃经》说,此时魔鬼会披着袈裟混入各大寺庙中,毁我正法,“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5月27日,许齐雄先生在《泥菩萨》文章里,对“末法时代”的佛教弊病提出他的看法,本可正本清源。可惜,许先生提法的内容是值得斟酌的。

         一、许先生因妙真法师友人说:“林妹妹”因为信佛,所以为了保留完整的身体,一直没有做手术。而质疑“林妹妹”信了一个许先生“所不知道的佛教”。

         假如许先生以“身体,在佛教教义中只不过是一个臭皮囊。”回应“信佛”和“保留完整的身体”之间的矛盾,即使抽掉了“林妹妹”及“一直没有做手术”这两个关键词,那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惜许先生接下来对“六度波罗蜜”及“布施”的说法及其结论是有待斟酌的。

         笔者女儿5年前在北大本科第一年时也修读了《中国佛教史》,据笔者了解,其课程内容是不足以参透“六度波罗蜜”的真正义理。

         姑不论“六度波罗蜜”并不是如许先生所说的“以布施的境界第一”,更不是许先生的教授所说的“布施的最高体现就是能够舍得身体”。佛陀嘱咐其弟子要“以戒为师”,因此,六度是以“持戒”为第一,见《佛说八大人觉经》(笔者曾在《南洋佛教》月刊第445及448期有万言的详细说明);而布施的最高体现在于“法布施”。

         犹有进者,妙真法师“林妹妹”患病“没有做手术”,最后往生西方极乐。这只是病患者对待自己病情所采取的医疗态度,这与布施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根据妙真法师的好友,红楼梦“妙玉”扮演者姬玉的转述就可证明:“她(妙真法师)看病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她喜欢中医,希望能保守治疗,去医院看过一次,医生要留她住院,她不愿意,就再也没有到正规的医院去过。”也就是说,选择中医,西医、意志医疗或其他的医疗方式,那是病人的选择。

         无独有偶的,著名艺人,也是佛教徒的梅艳芳,对待自己的病情,也是采取同样的一种态度。这是艺人们在滚滚红尘中对人生无常有多一深层次的参透,仰或是对佛法的顿悟!

         既然做不做手术与“六度”和“布施”无关,我们不妨作如下完整、不断章取义地了解妙真法师友人的整句话:“林妹妹因为信佛,所以为了保留完整的身体,(来做意志医疗、不让造业或其它)一直没有做手术。”那就不会引发许先生怀疑他“所不知道的佛教了”。

         二、许先生隐晦提到的金碧辉煌寺院,指的应该是牛车水的《佛牙寺》。笔者曾在《早报》发表题为《千江有水千江月》文章中说道:“佛陀的教育要如何发展,是否要由丛林走向皇宫,试图想由此就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机缘成熟,就可宣化佛法。假如因为是金碧辉煌就犹豫是否“还要宣讲《金刚经》”,“如何讨论和解释庄严佛土”三段论,那才是“以色求我,以声求我”,那才是执著于肯定与否定。

         三、佛教徒对佛陀舍利的尊重,笔者认为许先生的“骨头、牙齿高高地供起” 及“一把火烧剩一些骨头、牙齿后的‘他’”这一些提法是欠妥的。即使许先生对自己先人的遗骸都不会作如此轻浮地描述吧!?

         假如许先生能够为佛教提出具体有效的改进方案,将会令广大佛教界受益与感恩。但是,许先生全文以隐晦的手法,不对具体事物评论,却对佛教、佛教教义、佛教高僧、佛陀舍利、佛教礼仪等等提出一些欠妥的描述,令笔者感到遗憾!


请勿据为己有
● 洪玉坤 8/6/2007

         近读中国作家王朔的《我的千岁寒》,他把《金刚经》中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用北京话译成:“要是菩萨觉悟之后还觉得别人都晕在里头惟独我跳出来了,我和一切动物太不一样了,我名人,外号万物之灵,不但善于行动而且善于思想,别人未必我一定、必以一种——甭管什么了吧——的方式永远占有这个世界,这位兄弟就不是菩萨。”

         王朔引得我哈哈大笑,不知道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林明雅先生读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儿太痞子了?

         林先生6月3日曾以《自身难保》一文,回应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许齐雄5月27日在《早报星期天·想法》版上的《泥菩萨》。

         佛教在东汉之际传入中国,少说也有2000年了,佛教的一些经典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养分之一,我们的成语更有不少来自佛经。所以我觉得佛典经文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徒不应据为己有,当有人引述佛典来议事的时候,实在不必每次都要看成在“宣化佛法”,更无需提出什么具体方案。

         以我读许齐雄的文章,我觉得是一名知识分子在议论社会现象,里头虽然提到金碧辉煌的佛寺、僧人、佛牙,这些事物却未必与佛教教义有关。

佛经受议论,无甚大不了

         许文也许认为佛牙的问题不必深论,所以“隐晦”是对的。因为这关系到佛教史的研究,似乎那才是林明雅先生的专业。

佛牙的由来共有两种说法:

一、根据某部经说佛陀有三十二种好相,因此具足四十四根佛牙完整无缺。佛灭度后留四十颗佛牙在娑婆世界,由佛陀的儿子罗睺罗保留,分送给当时修行有成果的高僧保管珍藏。

         二、根据历史记载,佛灭度后真身舍利由“八王起八塔”供养。二三百年后再由阿育王收集分成八万四千宝函分散到八万四千处供养,所以目前只有两颗佛牙留存于世,一颗在斯里兰卡、一颗在北京灵光寺。

         同样是佛教的文物,近日内学堂从香港商借已故虚云和尚的百衲衣和钵盂来新展出,以身教展现一代高僧的铮铮风骨,却受到异常的冷遇。

         经上说:取人家此种弃之不用与拭粪秽物差不多的衣片,洗净之后补纳成衣,故名“粪扫衣”,为十二头陀行之一。粪扫衣之功德,在于使人离贪著。

一个是银屏金屋、一个是鹑衣百结,为何同是文物,世俗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待遇?难怪有人议论。这些似乎才是佛总文化研究组应该努力的方向,以释民众的学佛群疑。

         林明雅说:六波罗密中以“法布施”为最高。那么在佛的舍利里面,当然是以“法身舍利”为最高,就是佛的智慧结晶、佛的法语,为何芸芸众生总爱倒回去将菩萨“宝藏化”呢?

         佛经受到外道的议论,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因为释迦牟尼是修炼忍辱大法的。他老人家说:“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

         佛教文化研究员和大学学术人员的角色毕竟不同,并不需要样样都“正本清源”来反驳澄清。《金刚经》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既然是“非法”的东西,何劳讨论呢?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佛教经典岂能据为己有

          笔者曾在5月9日的《浅析“和谐世界”的构建》文章里开头就说:“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意思常有不同。因此,…常因为有人以现代汉语的意思来解释《论语》而出现很多误读,…同样的,《大藏经》里有一些…词汇,…也常引起误会。”

          佛经另一个经常引起人们误解的重要原因,是对佛法缘起的忽略。佛经的开头必定是,“如是我闻,一时…”。说明佛陀每说一法,佛经必定要把说该法的时间背景,以及为何要说该法的因缘纪录在经首。

         世人常因忽略此种因缘,导致争论不休。可见佛法的严谨性,不是由人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而最让人痛心的是故意歪曲佛教经典、《论语》等,然后拿来调侃佛教及把中华文化痞子行为化,而倒过来质疑佛教徒提出具体方案来宣化佛法的做法。

         6月8日洪玉坤先生在其《请勿据为己有》一文中为许齐雄代言,回应笔者的《自身难保》。有人出来关心佛教,本该是欣慰的。可惜,洪先生另外牵扯出“佛教徒不应把佛典经文据为己有”的说法。

         《自身难保》原文约2000字,版主因字数太长而要求裁减成1500字。所以,笔者将对佛教一些弊病的看法忍痛删除。同时,笔者在给编辑部说明《自》文选题的原因时说:“‘自身难保’除了是‘泥菩萨过江’的歇后语之外,也是说明佛教(徒)对待自己色身的态度,即色身难以保留。也说明佛教末法时代的现象。”

         是歇后语,说明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养分之一”,无人可以据为己有。是“自身难保”,说明佛教徒对待自己的色身及宗教的态度,有上述这些原因,佛教徒那有什么能耐可以“把佛典经文据为己有”?

         因此,洪文剩下来的作用,只能是岔开笔者对许齐雄的诘问。洪先生处处用“以我读许齐雄的文章,我觉得…”、“许文也许认为…”等猜测的语气来为许齐雄作辩解,俨然成为是许先生的代言人,对笔者的诘问只字不提。却一方面高谈佛经,另一方面自我解释佛经;自拉自唱,使之产生更大的混淆与牵涉到太多学术性的问题。

         人有认识上的不同,那还是小事,真理越辩越明嘛!但不应该栽赃。举一个更为明显的栽赃例子就可见一斑。笔者曾说:“六度是以‘持戒’为第一,…..而布施的最高体现在于‘法布施’”。洪先生却栽赃“林明雅说:六波罗密中以‘法布施’为最高。”这是很令人遗憾的。由栽赃错误命题而展开出来的论述,又能够有多少可信度呢!?

         笔者认为,人有言论自由,自然会尊重自由撰稿人洪先生选择认同是“太痞子”的自由。人更有做研究的自由,该研究什么题目,应该不需要旁人代为操心吧!

         佛牙的问题,笔者在原文中有一段内容是这么说:“《佛牙寺》里舍利的真伪,这有待科学家及佛教专家研究,笔者个人不敢贸然断言”。因此,假如每一项问题都要笔者研究,那是强人所难,何况是一些笔者无法回答的问题。

         了解新加坡社团运作的人都会清楚,任何总会都不可能有能耐地把该界别团体的所有事物来包办和据为己有。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中国佛教协会也无法把佛教界的一切据为己有。

         洪先生在引用《金刚经》“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时,对“非法”的解释很“现代化”,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句经文的第一个“法”,指的是“出世间法”、“正法”或称之为“真谛”。“非法”指的是“世间法”或“俗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

         六祖慧能禅师有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佛教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地,正是要通过了解科学、世间法或俗谛,才能够正本清源,才能够入世。就是要具备有出世的菩提及般若智慧,作入世之事业,这正是人间佛教所创导的方向。洪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相信的话,洪先生大可以直接请教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许齐雄,这无法代言;看一看在大学里的学术人员是否就如洪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和佛教文化研究员的角色不同”,在研究“非法”时,并不需要样样都“正本清源”,只做一个差不多先生就可以通过其学术考核?

         洪先生全文中最为精彩的逻辑与伟大发明是:“佛经受到外道的议论,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因为释迦牟尼是修炼忍辱大法的。”不知洪先生会不会有一天手里也拿一部《圣经》,去找一名基督徒来刮一下耳光,然后向对方晓以耶稣基督大义;进一步调侃一下对方,要求对方再把另一边脸蛋儿也给洪先生再刮一下呢?不知洪先生会不会觉得这种行径有点儿太痞子呢?不知还会不会再哈哈大笑了呢?



佛教经典岂能据为己有



种姓的伪命题

种姓的伪命题
● 林明雅 7/5/2007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不只创立了吠陀文化,也建立了“种姓制度”。“种姓”的梵语意思是“颜色”或“品质”。雅利安人以其肤色白、品质高来区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以便于其统治。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职业的分化,雅利安人又把自己依次分为婆罗门、刹帝利与吠舍三个等级,再加上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贫穷的自由民,比贱民好一点),这就是印度四种姓的划分。

这种在世袭种姓制度下形成的种族歧视,直到释迦牟尼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张后,才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一线光明。

这种分法,最早见于《梨俱吠陀》的《普鲁沙赞歌》。“当诸神分割一个原始巨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成四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剎帝利,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由其双脚生出首陀罗。”印度教这种传统的天神信仰,使他们恪守严格的种姓制度,外力难以撼动。

雅利安人的贵族优越感

套句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滥用说法,印度社会数千年来就在雅利安人的种姓统治与其宗教信仰的教义下创立了他们的“和谐社会”,任何破坏这种制度的行为就是破坏雅利安人的“和谐社会”。

印度—欧罗巴人与雅利安人,有着共同的祖先。1928年L.A.贝克在其著作《东方哲学简史》中曾说道:“印度的雅利安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高高在上的贵族优越感,决意要统治其他一切种族。一边统治别人,一边还教导他们,顺从就是他们的天职,教导它们要卑躬屈膝,教导它们遵守法律和习俗。这种种特性在美国、加拿大的历史上及所有印度—欧罗巴人种所侵占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

        美国从1882至1943年一直实施《排华法案》,而加拿大则从1885年至1923年实施《华人移民法案》,向华人征收人头税,而从1923年至1947年也实施了《排华法案》。综合些都是贝克上述论点的最好注脚。

联合国在1966年11月9日通过决议,把每年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过后,加拿大在1967年也就開放移民政策,笔者才能在1970年代初成为加拿大移民。

二次大战后,继承这种“高高在上的贵族优越感”传统的美国人,又再教导发展中国家要“卑躬屈膝”,这一次教导他们要遵守人权和民主,人们可以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看到处处都留有这种痕迹。

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虽然杜鲁道本人对中国是友善的,但为了要满足国内“贵族优越感”的反对力量,杜鲁道循例地也向中国政府提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批评;其中就有批评中国户口政策的不合理。

中国曾出现民族不平等政策

当时的周恩来就很睿智的回答,大意是说你要中国开放移民,加拿大准备接受多少中国移民?还问杜鲁道总理,给你2000万够不够?要知道,当年整个加拿大的总人口人也不过只有2000万。这一段往事是当年我们留学生所津津乐道的。

第二年,笔者已经可以在多伦多市唐人街的排球场上,开始看到来自广东四邑新移民的踪影。可叹的是,在1980、1990年代,当大量中国移民享受着中国强大带给海外华人地位逐渐提高的待遇,通过不同手段移民到西方之后,个别的中国新移民还不清楚海外华人百多年来遭受种族歧视的灾难与痛苦史,“汉儿学了胡儿话,站在墙下骂汉人”的现象就频频发生了。

而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把“种姓”这种刺痛海外华人伤口的种族主义命题,拿来对中国政府的户口政策以及文革时的阶级分类法所产生的弊病作出批评,并冠上“政治种姓”与“经济种姓”的伪命题。

中国除了元朝蒙古统治,满清初掌政权至康熙提出满汉是一家的政策之前,也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民族不平等政策;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时,也提出过具有种姓口号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

不要将中国问题“种姓化”

        如果一定要冠上“种姓”这一个命题,并与中国拉上关系的话,中国依然存在着这一制度的地方,就在中国的台湾省内,具体表现在由民进党发起并如火如荼展开的省籍斗争、及把母体当为仇雠的“去中国化”运动。

这是彰、泉两族人移民到台湾之后几百年来“种姓”内斗的一个延续,其由来有自,容易煽动,却不易扑灭,台独分子当然晓得食髓知味,可怜的是台湾善良的老百姓。

相比之下,中共执政以来所实行民族政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近日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论述,早已远离“驱逐鞑虏”这种有种姓偏见的口号。

然而,就是有一些人,一定要把中国的一些政策冠上“政治种姓”、“经济种姓”的伪命题。今天,曾深受过种族迫害及骚乱之害的海外华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让这一些人一论再论地提出“外交种姓”、“外贸种姓”、“投资种姓”等说多了就以为是真的伪命题,把中国的问题“种姓”化。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文化研究员







浅析“和谐世界”的构建

浅析“和谐世界”的构建
林明雅(新加坡) 9/5/2007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意思常有不同。因此,对于《论语》的解读,也常因为有人以现代汉语的意思来解释《论语》而出现许多误读,于丹所引起的话题也就在华文网站上掀起一场激辩。

         同样的,《大藏经》的一些词汇,经过岁月的演变,使它与原来的意思不仅与现代汉语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因而也常引起人们的误会。

         比如“菩提”,因六祖慧能大师一句“菩提本无树”的偈而使“菩提”家喻户晓,令中国人传诵千余年,实来源于Anuttarasamyaksambodhi这一串梵文。

         当年玄奘法师把它音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称为“菩提”的智慧。主要是因为这种属于人类知觉以外的智慧,是无法用人类有限的言语来表达,因此只能作音译。

         我们都把具有菩提智慧的人称之为“觉者”。只有当人们还是不了解“菩提”的意思时,才意译为“无上正等正觉”。这对于睿智者如玄奘法师来说,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菩提”是最自由和谐的境界 

         要是断句取义,只取“无上”,并引申为“具有诸如‘梵'或‘无极'等的含义”,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菩提”与“梵”或“无极”只有相似性,没有同义性。佛陀虽然是生长在“梵”文化的故乡,而“菩提”正是在这个地方与吠檀多主义的“梵”分道扬镳。

        另外一个词是“无常”。其本意是说,生命是按照“生老病死”或“生住异灭”、宇宙则是依照“成住坏空”,这样一种有生(成)就有灭(空),可以被预测的规律发展与变幻的。

         这是佛教的核心义理,简称为“生灭法”。现在一般人却引用为“世事无常,变幻莫测”,与原来无常“可测”的意思相反。

        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回民女作家霍达,在她得奖、也是笔者所喜欢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一书中,曾多次地引用“无常”来表示死亡。中国的回民没有自己的文字,回民著名作家,引用佛教特有的名词“无常”来表达具有相似性意思的“死亡”,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观察的文化现象。

         宋儒鼻祖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原文也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根据这里的说法,事物的发展是“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它也是无常的。

         通过掌握中国释儒道的核心思想,人们自然就会对世局了然于胸。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独霸全球,成为“一极”的现象迟早也会按照“无常”或“无极”的“静极复动”规律起变化。纵然中国不搞“崛起”,国际局势也必然会有新兴势力的“生成”,不让变是不现实的。

         还有另外两对词“法执”和“我执”。有人认为“佛教要以‘法执'取代‘我执'”,那也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金刚经》有云:“法尚可舍,何况非法”。很清楚地,佛教是要舍去“法执”和“我执”,唯有如此,才能够进入无主宰、无自性,最自由及最和谐的“菩提”境界。所以说,和谐的极致,就是菩提的智慧。

伟大的智慧让东西汇流 

         自中国提出“和谐社会”的论述以来,各专家学者大都以儒家的“大同世界”作为基调,各阐所见。通过了解上述名词及对国际局势“无常”的认识,笔者尝试进一步从古印度哲学的东西两条分流来追根溯源,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东流的部分,就是中国化以后的汉传佛教,曾创立过汉唐时代的辉煌文化,也曾奄奄一息过。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受西方玄学思想与意志哲学的冲击,催生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之后才渐露曙光。

         西流部分,就是西方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叔本华继承了来自上述喜马拉雅山麓的菩提思想,对以往西方哲学界观察世界的方式提出了批判。他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因从主体出发,从而陷入了“我执”。唯物主义者从客体出发,从而陷入了“法执”的迷误。

         1818年,当叔本华发表他的名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时,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是我的表象”。他继承康德的思想,却在“意志”这里与康德分道扬镳,就如佛教的“菩提”与“梵”的分道扬镳一样。

         笔者相信,人类早期圣人的思想是共通的,而伟大的智慧是沟通东西方社会的桥梁。近20多年来,东西方学术界人员增加交流往来,研究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人与日俱增。

         要西方人一下子接受来自吠陀与东方的文化是有一定困难的。就如一开始就要叫相信“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接受具有人格的神是有困难一样。当西方传教士在《尚书尧典》里找到跟God有相似性的词“上帝”时,中国信徒才开始逐渐接受来自《创世纪》里的God,各取所需地膜拜自己认同的先知与圣人。

         就如上述《穆斯林的葬礼》中所引用的“无常”一样,信仰《创世纪》的汉语系信徒,常引用来自《大藏经》、《论语》及《道德经》的词汇来传教而不自知。欧洲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欧洲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信仰插上喜马拉雅山雄鹰翅膀的时候,将会令世人瞩目。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跳脱“东西方文明背道而驰”以及“文明冲突论”这种旧思维;在这一个文明交汇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钻研人类共通的智慧,续慧命、求真理。为世界各大文明的伟大融和而努力,建构起真正的和谐世界。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文化研究员



千江有水千江月

千江有水千江月
林明雅 4/12/2006 新加坡联合早报

         笔者曾在北大校史馆见过北大一面由红、白、黄、蓝、黑五种颜色所组成的旧校旗。蔡元培曾对这五种颜色做出过解释,即红色代表“现象的科学”、蓝色代表“发生的科学”、黄色代表“系统的科学”、白色代表哲学、黑色代表玄学。蔡元培认为:“人类的求知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和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

         这一次笔者有幸参与11月14日在新加坡举行,由新加坡外交部及佛教总会联合协办的“那烂陀—佛教文化联系南亚和东亚研讨会”,与会学者发言热烈,其中有两个问题发人深思。一、世界上有那么多著名的大学,佛教大学也不少,那烂陀要建立的是一所怎么样的大学?二、“那烂陀大学”已经在12世纪末遭受毁坏,为什么还要在那烂陀原址再建立大学呢?

         倘若是“由于佛教在本区域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要透过佛教文化来“联系这些国家”。那么,执事者可要认真的思考上面的两个问题。

佛教与三玄学说结合

          那烂陀寺,全称那烂陀僧伽蓝,意译为施无厌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该寺僧徒常达万人,修学除了佛教的大、小乘经典之外,还有印度的经典文化,奥义书、吠陀以及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各种颜色的学科。

         对于佛教徒来讲,佛陀是人间导师。佛陀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对于印度文化经典更是自小通达;他为了寻求真理毅然地走出皇宫,遁入丛林,几经千辛万苦,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

         佛陀悟道之后,经过一番深思,才下定决心把这不可说(不可以,也无法用语言说得清,讲得明白),不可思议(不可以,也无法用一般的逻辑思维来进行思考推理与论议),而必须通过整个身心,经过甚深禅修实证所得的真理,为其门徒随机说法49年。

         佛陀说法,足遍那烂陀寺附近北印度的大片土地,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佛陀教育传播的开始。佛陀涅槃之际,告诫信徒要以戒为师、以法为师。

         佛教认为,学习要“依法不依人”(人包括由凡夫到菩萨,都属于人的范畴)等四依、必须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法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变幻但是可测(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无常就是苦、缘起缘灭。所以说,所谓“佛教”的实际意义,指的就是佛陀的教育,这正是现代教育最自由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一切反求诸己、反求诸法。

         现代佛教是否要由丛林走回皇宫,试图由此就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笔者认为,这是我们要对上述的两个问题做出回答的思考方向,以及让人深思,笔者希望以此抛砖引玉。

          佛教所说的智慧,指的是般若的智慧,僧肇大师(公元384-414年)说般若的智慧是“无有惑取之知”的智慧,般若是“无知”的。见《肇论》的《般若无知论》。显而易见的,那不是属于红、黄、蓝色等学科,因起惑而取得的知识;另一方面,由于佛学是实证的(在甚深的禅定中实证),所以它也不属于白色的哲学与黑色的玄学,更不属于现代的所谓“科学”知识。佛学是超越这些学科的世间与出世间智者的大智慧。

宗教对话水到渠成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的一个主要原因,实由于佛教在东汉初到隋唐与中国的三玄学说,即《黄老》、《易经》、《庄子》学说长期的磨合,才成为中国特有的汉传佛教;到明清,佛教在中国已实际衰落。

         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西方玄学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除了马克思、弗洛伊德之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尤为重大。

         1923年2月开始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佛教从中又找到了新的活力,催生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

         这一场历时将近两年之久的论战至今已经过去83年了,今天世界的思想文化界已非昔日可比,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争办那烂陀大学。我国适时举办这一场研讨会,为建立宗教和谐对话的平台铺平道路,这一切现在看起来将会是水到渠成。

         但是,佛教的思想并不是要把这千江之水汇集成大河;古有明训,江河之水也会有泛滥成灾之日;而是要让这千江之水接受有思想的智慧之光,如智慧的月光一般地映照在江上,让它熠熠生辉,造福各界不同信仰的众生。有了无上的正等智慧才能去除众生心中红、白、黄、蓝、黑五种颜色之污染,如同把天空的五彩云朵,被智慧之光“玉宇澄清万里埃”一般地清除尘埃的污染,呈现出一派晴空万里无云的清净。

         相传阿育王治斋延请天下僧道,平埒炉尊者迟到而作一偈:“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迟到好过不到,过去西方文明的那轮明月已经照亮了这个世界两个世纪,新加坡有幸能主办这一次的研讨会,并由两名非佛教徒的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及印度总统卡拉姆在当天发表现场及录像播客演说。

         我们拥有华印两大民族,精通与西方沟通的英语,深信我们是有能力以此作为桥梁,建立一个宗教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次的那烂陀研讨会,让人重新了解佛教的教育,也让世界再次地发现东方,千家万户尽享和谐的春光。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


从名人出家谈起

从名人出家谈起

         相信《红楼梦》的读者们在读到林黛玉呕血而香销玉陨时,一定会掩卷唏嘘。曾经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法号妙真)今年2月出家,更会令看过《红楼梦》这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观众们无法释怀。  

         近日“林妹妹”陈晓旭夫妇遁入空门,到底是万念俱灰还是大彻大悟,成为全世界华文网站与传媒争相报道与热烈讨论的话题。 

         地位显赫且拥有万贯家财而出家的第一人,应数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他悲悯众生,抛弃王位出家修道,最终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被后世称为佛陀。因为他是出生于释迦族的一位圣人,又被尊称为释迦牟尼。牟尼的意思是仁、儒、忍、寂。 

         第一对出家的夫妇,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迦叶尊者及其妻子妙贤。在古印度,他夫妇俩的种性属于婆罗门,都比佛陀家族刹帝利地位更高。他们也是抛弃万贯家财,一起出家皈依佛陀门下。摩诃迦叶就是影响中国文化非常深远的禅宗鼻祖。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退避三舍    

         中国的梁武帝更是三次出家,每一次都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而被朝廷用重金给赎回来。其他出家或皈依佛教的名人还有禅宗初祖达摩(曾为太子)、阿育王等。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更是与佛有缘,今天北京的喇嘛庙雍和宫就是乾隆皇帝出生地雍王府。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及任继愈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都因为不了解佛学而半途辍笔。假如我们把日常许多习惯用语,如无常、无知、世界、如实、真谛、智慧、观察、心地、觉悟、因果、圆通、自在、实际、刹那等来自佛教的词汇从我们的语言中抽离,相信现代人将无法完整地讲好一句话。把佛教的雕刻、音乐、建筑、绘画、刺绣、书法等艺术从中华文化中抹掉,中国即使不至于会成为文化沙漠,也必将失去最辉煌、最灿烂的文化色彩。

         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如此深远,可是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一些中国人却对自己的文化存有极大的误解。网站上的讨论焦点,有把陈晓旭出家的原因说成是心灵空虚、逃避压力、追求时髦、做秀炒作等,不一而足。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除了把儒家当成主要批判对象之外,更把佛、道称为迷信;令一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释、儒、道退避三舍,形成一古脑儿地追求西方文化与宗教的风气。另一方面,当看到韩国把端午节申遗成功,又回来一古脑儿地恶补中国传统文化。 

         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最近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提出了2007年全国政协的六项工作内容,其中第四项提到,对内要“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重点围绕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第五项,对外要“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独特作用,加强与国外宗教界的交流合作”。   

宗教问题敏感但不能回避    

         宗教当然是一项很敏感的话题,但不能因为敏感而不去碰触它,何况佛教严格讲起来是属于佛陀的教育,汉传及藏传佛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协会议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解决问题的答案相信很快就能够找出来,会后必有后续的重要政策出台。

         其实,早在胡锦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号召中国人民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自“和谐社会”的论述提出来之后,更在2006年4月在浙江省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第一次为“和谐社会”的论述举办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今年4月22-27日,中国将在老子《道德经》的发源地西安市及香港分别举办《国际〈道德经〉论坛》,进一步通过传统文化重新建立道德体系,这也是中国为发展其软实力的一系列热身运动。

         妙真法师在其出家声明中说:“闭关10年研学儒、释、道之中华传统文化,将来会有一天……做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相信多少人为生活及家庭子女劳碌一辈子,都奢望有这么清静的一天来钻研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而不可得。

中国要是有更多出家及在家的人,出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能“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将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建设以及和谐社会与世界的建立是有所裨益的,而新加坡人要在本地推广华文教育也必将事半功倍。

林明雅13/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