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6 January 2023

我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那一段日子——华校生的淬炼

 

我家族与华中的结缘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婴儿潮,新加坡也不列外。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正值这批婴儿进入了入读中学的年龄。

 

当年华中董事长高德根先生的子侄们就是坐着小巴来上课的,因为其家族子侄人数众多,成为当年华中校园内的一道佳话。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家庭,在华中也有不少。

 

就如我家族也共有10人同时在华中求学,其中就有我家兄弟全部四人,堂兄弟和表兄弟六人,下一代在华中以及华中初级学院就读的也有三四人。基于这个原因,我对于这一段时期华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直接与间接的认识。

 

1962年新学年伊始,我步上我两位兄长,一位堂兄、两位表兄之后尘,踏进曾被号称东南亚第一最高华文学府,德智体群四育兼备,成绩彪炳辉煌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学习,与有荣焉!

 

巍峨的钟楼大厦,云树苍笼的华岗,虽然没有我小学养正学校翠兰岗历史的悠久,却是我七年朝乾夕惕,日就月将的好学堂,岂容我辈辜负好时光,这正是华中校歌的真实写照!

 

新加坡华校生的淬炼

 

日据时代,只会剥削,无能保卫新加坡的英殖民地政府不堪一击,举着白旗,直接投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留下了星马地区人民自己组成的武装力量继续与日本军队英勇作战。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日军没有向本地人民武装力量投降缴械,远在10,960 公里的欧洲英国殖民地政府,就急不及待地从日军战俘营里回头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毫不知耻地继续殖民本地的人民。

 

日军投降,英殖民地政府与马来亚人民的武装力量谈判不果之后,为了要剿灭日据时代与日本殖民地政府做不懈的武装斗争的本地人民,而准备抽调本地年轻人去围剿星马人民的武装力量,开始实行以本地人打本地人的殖民地统治政策。

 

这自然会引起了人民的激愤,1954年5月13日,就发生了在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外行人道上,举行反对英殖民地政府实行的国民服役政策,要求适龄学生缓役,即五一三反国民服役征兵事件。由于华中有天然的地势与规模的优势,成为了事件的中心地。

 

1954年6月2日开始,全星华文中学三千多名学生在华中集中,抗议殖民地政府警察的暴行,如此持续了22天,在董事部的斡旋下,殖民地政府终于接受要求,允许在籍同学缓役。却在6曰29日法庭上判26名学生因不听警方命令,以每人二百元高昂的保费,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黄奕欢先生签保释放。

 

星洲日报1954年6曰26日的社论是这样写道: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近千人集中华侨中学校舍事件,风潮激荡二十二天,… 经华侨、中正、育英、南华、南洋、南桥及中华七间男女中学董事部、校长…特别是华侨中学董事长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李光前氏本月初游历欧美归来,…立即主持排难解纷…对于事件的解决,厥功亦伟,整个华校教育系统,经过这番惊涛骇浪飘摇震撼的考验,吾人虔祝其能如火后凤凰,毛羽见丰泽,鸣声倍加嘹亮。 “可见当年整个华社给予华校生极大的关怀、爱护、支持与厚望;华校生也如星洲日报所期许地那样,如火后凤凰,初试啼声,接受严酷历史的淬炼。

 

此时,全世界正值进入反殖民地主义与反殖民的统治风起云涌的年代,全世界被殖民的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时期,华校生参与社会与为自身利益起来反对殖民地政府的国民服役,是对殖民统治的合法性的公开质疑,是接踵而来的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的反殖和独立运动的先声。华校生正值风华正茂,为自身的利益与前程所进行的抗争,深具历史意义,不容他人歪曲与抹黑。

 

1954年6月2日,时代的召唤,华校中学生就集中在母校操场,义不容辞地组织学生自己的力量,酝酿成立星马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 “星洲华文中学联合会 “,简称” 中学联 “。中学联在1955年10月7日正式获得英殖民地政府的注册,一开始就有近万名的会员加入,10月30日中学联在新加坡快乐世界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并推选了各校的校代表。 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自学生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学校也进入了学习的学校生活阶段,激励起全星华文中学生的读书和学习热忱,也培养了学生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热爱华文教育,爱校的优良传统价值观。

 

南洋大学也在1955年同年开课,华社董、教、学、家长,对于摆脱殖民地统治,寻求自立更生、全面发展华文教育的愿景充满了朝气蓬勃的乐观精神,华校生得到进一步的淬炼。

 

这种爱校,热爱华文教育的风气影响与传承了整整的一代华校学生,“华校生”这三个字,应运而生,逐步为世人乐道,却成为了英殖民地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以我的经历,可以管中窥豹,了解一二。1961年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就有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带我们到校外踏青,最远去到武吉智马山远足。印象最深刻的就有比我年纪还要大的大学生,其中就有1966年被新加坡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南大现语系学生李万千,他为人风趣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这种以大带小的华校优良传统,开始在华校里开始萌芽。

 

随着全世界反殖民主义与反殖民地统治浪潮的风起云涌,英殖民地政府日益感到不安,开始加速马来亚地区的非殖民地化的政策。加速寻找他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来继续统治新加坡,弃马绍尔取林有福代之,实行非殖民地化的继续统治。

 

众所周知,林有福成为了英殖民地政府的打手,开始对全星工会、华校教师与文化团体、农民等群众组织开始实行镇压,这是英国人实行非殖民地化所惯用的政治手法,以确保马来亚未来的政权不至于会落入热爱马来亚的进步人民手中。这导致了1955年9月24日,殖民地政府宣布解散中学联,那一年我正开始在养正学校上一年级。

 

华中经过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动荡之后,1962年开学的第一天,当我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就听见靠近大操场右边的搭台上传来阵阵《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的嘹亮歌声,那是1954年为反对国民服役为英殖民地政府为剿共去当炮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主要战歌,以后也成了学生运动团结华校生最具有战力的战歌!

 

之后的1955年,新加坡中学联成立,所以我对这首战歌很熟悉,至今还很亲切,李光耀就是当时中学联的法律顾问。南大现代语文学系的陈国相学长为当时的英文秘书,李之后卸磨杀驴,学生被开除的被开除,逃的逃,被递解出境的被递解出境,被逮捕下狱的华中学生不计其数。

 

1957年毕业的华中优秀学生谢太宝学长,更是不经审讯就被囚禁长达32年,比南非的曼德拉还要久,世界之最,华校生从此堕入悲惨命运的炼狱深渊,李自己也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而华校生是他这一辈子的贵人,他却以关闭南洋大学,1980年更近一步地把华校中小学改为英文源流的学校,以此来报答华校生,断送这一代的稚子学童,有些更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提早进入社会谋生,成为新加坡的劳动大军,反而终身被社会有意或无意的无知人取笑。

 

华校生经历了这段沉冤待雪的历史淬炼,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论是否有人胜利了、有人叛变了、有人退出了、有人出卖同学递交了投名状了、有人失败了,历史总要有人来记忆,为英雄的华校生留下点点滴滴,片言只字的回忆!

 

我在华中的日子

 

虽然中学联在隔年的9月24日被英殖民地政府解散,但是,华校生依然在各种活动中表现的非常团结,回顾1959年曾出席全星华校中小学校运动会,那种团结的盛况,空前绝后,一辈子难以忘怀,只有身临其中的人,才能了解;可惜和中学联的命运一样,1960年被勒令停办,改为全星各民族运动会。隔年我代表养正学校参加掷垒球与跳高比赛,分别摘得冠、亚军的桂冠。 

 

1962年我就挟着这一傲人的体育成绩,面见训育主任,被训育主任林达老师特许,安排在上午班上课。当年,中一至中三学生需要在德智体群其中最少有一项具备优秀的成绩,才能被安排在上午班上课。课室就在学校最右边的第一间,我就此从最后一间课室逐步地上到钟楼二楼的第一间课室。正应了华中校歌的其中另一句歌词: “膂力方刚, 经营四方, 前途浩且长”,虽然老来膂力受损,却也为母校在体育活动领域里经营四方,威震八方。

 

这安排一直延续了七年,让我在华中七年的学习生涯里,有着非常充裕的时间为母校争光,还经常拿来自我调侃比一般同学更爱母校多一年。在那七年里,上午上课,下午参与体育活动到傍晚才回到家吃晚饭。甚至偶尔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参与比赛,直落至子夜比赛完后才能回到家,没有时间参与我所喜爱的文娱训练与活动。

 

就这样从排球代表国家队,篮球代表新加坡中学联队(1968那一年中学联队获得全星蓝总杯冠军),到田径,游泳比赛等,令老师对我有很大的意见。

 

以至于到中三那一年需要重读多一年,而这一年的重读,除了让我有更强大的膂力体魄与更多的时间报效母校之外,在学习方面,因我高中选读的是医科班,学校的A班,依照校方的惯例,学校会安排学校最精锐的老师来给我班上课。

 

使我有机会沐浴于高亚思师,潘金顺师,李绍渊师、林宝安师、李志韶师、黄全庚师等优秀老师的师恩之下。成绩名次在初中始终徘徊在30多名,一下子蹿升至第9名,为我在未来的南洋大学与加拿大研究院学习,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令我的一生在德智体群上得到全面的发展,获益匪浅,至今感念校恩师恩在怀。

 

尤其是要感谢高亚思老师在微积分学以及潘金顺老师两夫妇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使我在数学测验考试屡获高分,甚至于直达满分的边缘。还被高老师因才举荐,选我为华中数学学会的秘书,不因我是爱好运动的运动员,会长为陈振南学弟。这是我在华中学习上最潇洒、最得意与最愉悦的日子,一扫运动员给人的负面印象。

 

我对微积分学有着莫名的爱好,并影响了我往后人生学习的漫漫长路,而上下去求索。到了加拿大研究院时,正好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研究的就是计量经济学。加拿大各大学经济系都纷纷办计量经济学,我生逢其时,我主修的就是计量经济学,毕业之后的求索道路,变得更为宽敞。

 

西方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东方两千六百年前在辩证法早已经达到极致的佛学,微积分学那刹那间,刹那间地变化,不止存在于物质流,更存在于意识流的变化之中,成为了我学习这些学识的基础,高老师功不可没!

 

从1955年南大开学到1966年我读中四那一年,经过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各种灭绝式地一轮又一轮地改制,华校由如日中天,逐渐消亡到必须在1966年各中学需要敲锣打鼓地去号召华人家长送孩子上华校,短短的11年间,是华文教育由盛转衰的一个里程碑。

 

那一年,我代表我班,参加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鼓吹号召,由各学校各自举办的维护华文教育各种活动的演讲比赛,这是华校开始由盛转入衰的转折点。

 

可惜,连中华总商会一些董事,与一些教华文的老师都把子女送入英校就读,就可以知道政府的教育政策就是剑指华校。14年之后的1980年,南洋大学就被勒令关闭,各中小学华校也在一夕之间变为英校,新加坡的教育系统从此彻底地被全盘英化,连华人的方言也遭受池鱼之殃,一起被灭,华校生这个英雄的名字,从此成为历史的名词。

 

回头再谈上个世纪60年代华中所经历的一些事件,最轰动新加坡新闻的是1967年。那一年,云树苍龙,海天辽阔的华中上空是乌云压天天欲摧,当年一开学,便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同学们非常激愤,正月16日那一天,就发生了震惊新加坡的打校长事件。当年我在读高一A班,刚放学走到钟楼门前要到排球场打球练习之时,就听到副校长郑金发和训育主任梁国新被打的喊叫声,只见冯耀泰、宋和才两位老师匆忙往虎豹楼急奔,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之后学校组成纪律团,被好事的同学戏称为妓女团,团员被派驻在校门口巡逻,检查进入校园的任何人,整个学校即刻笼罩在肃杀的特务氛围中。学校也开始有了上课前要集中在大操场举行唱马来国歌与升旗礼的活动。

 

如有学生迟到不肃立,一等升旗礼结束,郑金发校长就会即刻拔腿往钟楼方向追赶那些迟到的同学,全校师生哗然,只见他与同学起冲突,更挑战同学one by one一对一格斗,不要当他是校长。这也难怪他在被打之后气愤难平,杀红了眼,已经把学生视为仇寇。

 

后郑金发被教育部辞退,罪名为经常逛声色场所,被人拍照报告给教育部,后来听说告密者就是被他开除的学生,不管谁是告密者,这种败类早就不应该在教育单位上任职。

 

大量品学兼优的进步学生被开除之后,接着学校里的职业学生就开始公开露面,被我班的级任导师,刚从训育主任退下来的李绍渊老师把这些学生戏称为有地上领袖与地下领袖之分,取笑刚上台的梁主任把自己当为野兽般地关在铁栏里,不敢面对学生。

 

至于谁是地上领袖,谁是地下领袖,曾为训育主任的李老师,一定非常清楚。而新上任的梁主任恰巧就是我第一天在华中上课时,他在台上领导进步学生歌唱五一三大流血的领袖之一,真是世事难料。

 

打校长事件之后,政府对华校的控制越来越收紧,其中一项恶劣的手法就是剥夺了华中自主招生的权利,新学年的学生开始由政府指派,分配了一大堆成绩参差不齐的学生进华中,其丑陋的目的不言而喻。

 

华中1960年代的体育简史

 

华中一向以来都注重德智体群四育的全面培养,主要得益于早期创办人陈嘉庚以及后来的李光前、陈六使、高德根等先贤对华文教育鼎力资助。才能在1918年公推陈嘉庚先生为总理,成立第一届的55人董事会,把母校定名为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并在隔年的3月21日在小坡利民律十五号两座陆寅杰洋楼开学,3.21也就此成了母校的校庆日,2019年是百年校庆。

 

其后,又以8万3千元坡币购置了武吉知马约29公顷现址充做永久校址,至1925年,学校在南洋各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基本有了大钟楼的“黄仲涵先生纪念堂”(印尼糖王捐献)、新校舍(南洋各地华侨捐献,可惜捐献者的名字被日军毁坏,无法查找)和虎豹楼单身教职员宿舍(缅甸华侨胡文虎,胡文豹捐献)等。随后在1930年开始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面开辟运动场。1940年李光前先生除了独资捐建国专科学馆外,每当学校遇到困难,他总是出钱出力,任劳任怨。

 

日据之后,在学校董事会衮衮诸公的努力之下,于1948年12月开始聘请郑安仑为校长主政19年至1967年退休。他将被日军、英军占领破坏的校园修葺之后,于1950年筹款四万余元,使大运动场得以在1954年竣工。包括有足球场、4百米标准跑道、可容纳6千余人的看台、9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两个网球场、两个羽毛球场及10张乒乓球桌等。

 

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提供了一应齐全的各项体育设备与优良的训练场所,使母校从二战之后至1959年的全星华校中小学运动会,始终在中学组都是独占鳌头,战绩彪炳。

 

二战前,母校篮球队曾击败本地强旅,远征马来半岛中南部各地,取得全胜不败的纪录,轰动星马两地。1960年代的乒乓队更有我二哥林明湜、符树秉、符树电等国手,战将如云。

 

至于排球,早在1958年,母校就有一支排球劲旅,至1964年,已有同学被选进国家代表队,他们毕业之后,组成华中校友会排球队,多次获得全星排球各锦标赛冠军,并在当年获得全星排球赛冠军之后组队访问泰国。

 

我与华中的排球队的结缘

 

从1962年开始,体育课是我最钟爱的一项科目,每一年都获得特优的成绩。记得当年每天下课之后就往球场跑,由于我二哥是国家乒乓队代表,所以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乒乓球运动,中一那年,我就在国手林立的全校乒乓锦标赛中获得第七名。

 

由于我生性喜欢群体运动,渐渐地就花更多时间在篮球场与排球场上。就在中一那一年,被选上为排球乙组校队代表兼队长,这一兼,从乙组到甲组,我做了整整七年的校队队长,相信这是华中体育历史上的一项奇迹,后无来者。

 

自全星华校中小学运动会被停办之后,从1960年开始,全星各民族中学分为武吉知马、实龙岗、加东、城市及巴丝班让五区。从1962年起,我主要代表乙组排球和篮球校队,多次获得武吉知马区及全国冠军。

 

当时华中排球校队就有一支阵容很强大队伍,球员有邱瑞辉、林嘉宾、杨秀勤等国家队代表,我就在这些前辈们的影响之下,球艺日益精湛。除此之外,华中还有一支拉拉队的同学,他们全副武装,敲锣打鼓,自发地出现在全星各比赛场地上为我们球队打气;球队胜利的功劳簿上,应该要浓墨重彩地给予这些无名英雄记上一功!

 

那些年的训练日子,欢乐多于辛苦,值得一提的是南洋女子中学的英文老师李玉麟,他经常安排华中球员到南洋女子中学的场地与南中的排球员作交流,当年的南中排球队就有四五位球员代表国家队。这是当年华中与南中学生交流的一段传统佳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故总统王鼎昌学长与其夫人林秀梅。

 

随着身子的逐渐茁壮成长,1966年在我18岁读中四的那一年,球艺已经达到巅峰状态,可惜当年排总被一小撮人把持, 极力排挤华中球员。令我到1967年才被选上为国家代表队,也是唯一一位华中的在籍学生代表。

 

由于母校在1967年获得了全星少年杯冠军,1968及1969年更获得全星排球赛冠军,才陆陆续续地有陈楚生、郭劳望等被选进国家队,王成义和卓鸿旗也被选为国家少年队队员,1965年张时新被选进国家少年队代表。可以这么说,在整个1960年代,母校雄霸全星各中学排球队,所向披靡。

 

1967年为了奖励排球队取得佳绩,续1964年校友会组队访问泰国之后,母校又再次组织校队远征马来半岛。为了百年这一瞬间不被忘却的纪念,我把当年的领导、球员名字、集体照片以及战绩列下,以资永远的纪念:



 

领队兼指导:林东鲁师(右一),秘书:吴进顺师(左一),干事:黄子成同学(左二)。队长:林明雅(7号)。队员:林嘉胜(12号)、陈楚生(1号)、郭劳望(2号)、卓鸿旗(6号)、王成义(10号)、薛仰德(4号)、薛仰华(5号)、袁水鸿(14号)、朱明谦(3号)、李振庆(不在照片中)。

 

1968年获得全星排球赛高级男子组冠军,摄于中华女中室内排球场。



 

后排左起,冯耀泰师,林东鲁师,薛仰华,薛仰德,林嘉胜,李振庆,卓鸿旗,张时新校友,前排左起,陈楚生,王成义,郭劳望,辜应堃,林明雅(队长),朱明谦

 

1967年12月,乘学校假期远征马来半岛,我们首战马来西亚排球劲旅马六甲培风校友会就以3比1绝大优势获胜,轰动整个马来西亚排球界。至吉隆坡、怡保和金宝三地,对方不敢轻敌,均派出马来西亚排球队国手,精锐尽出,我队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战 绩如下:

16日对垒马六甲培风校友会排球队,成绩:3比1。

19日对垒吉隆坡再也英校,成绩:3比0。

20日对垒吉隆坡集友队,成绩:3比1。

21日对垒怡保琼声队,成绩:1比1(下雨停赛)。

22日对垒亚罗士打金银业队,成绩:3比0。

24日对垒槟城中学联队,成绩:3比0。

26日对垒金宝新日光队,成绩:3比2。

 

对于一支长期拥有如此辉煌战绩的中学排球队,是值得大书特书,永载母校史册。我们这些已经踏入古稀之年的球员,还经常保持联络,话说当年,其乐融融。

 

希望将来的学弟妹们也能够继承学长们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母校争取更大的光荣。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挂一漏万,寥寥数笔,仅以此与诸位校友一起回顾与分享! 

 

后记

 

以上是我在华中那一段日子的回忆,喜忧参半,华校生从华中于1919年时创办成为东南亚最高华文学府,到1980年被全盘英化,华校生在新加坡一甲子年的淬炼,经过40年的全盘英化,“华校生”这三个字,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名词了,我也见证了其中式微的一段,希望有更多尚在人世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记录,你们是否也曾“到过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试以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长沙》来舒展我心中的怅寥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共7,510字

 

林明雅 

定稿日期:2022年7月2日于星洲

Wednesday, 4 May 2022

《大门楼与大门内的故事》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20411-1261537


联合早报编辑先生:
贵报这些年来曾刊载了几篇文章谈到大门内与大门楼的话题,都是外地人谈本地话题,多有偏差。
作为当地居民的我,写下一些历史事实,希望更多知情人士出来指正,以免以讹传讹,帮助厘清新加坡历史地理的真实面貌。
现附上文稿《大门楼与大门内》一文,请查收!
顺祝
编安!
林明雅
13/4/2020


《大门楼与大门内的故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2022年4月11日的网址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20411-1261537 5:00 AM 刊登了一篇幼吾君《仁美巷· 仁美饮泉》的文章,简称“任文”。

内容有不实之处,经我去报馆澄清,报馆不做回应,现誊录如下,以作存证!

作为从出生到出国留学都居住在仁美巷的福建籍居民,以及小学都在广东人办的养正学校上学,本人有必要将我童年住在这广闽两族居民之间的所知地名俗称,通过轶事般地叙述,点点滴滴与读者分享。

该网上的图明明写的就是莫哈末阿里巷(Mohammed Ali Lane),俗称牛角街的图,不是仁美巷的入口处,请给予更正。



由客纳街(旧称乞纳街)的吉宁仔街(Cross Street)入口处左前段到客纳街左拐角处,有一栋由胡亚基三子胡颖德,一称胡敬德律师建的六个拱门的“胡南生大楼“,俗称”大门楼“(见图),可惜现已经被拆除,改建为“自由之家” Liberty House。

 

                                                     胡南生大楼

查胡亚基(1816-1880)15岁南来协助父亲胡宏根经商,由于出生于广东黄埔,故祖孙都被人称之为“黄埔先生”。胡亚基字璇泽,又名南生。据胡亚基曾孙女胡妙安说,“南生”即“南来谋生”的意思,胡南生大楼应该是纪念黄埔先生胡亚基祖孙三代五人。 见: http://travel.65singapore.com/lvyounews/21375.html

https://www.shicheng.news/v/V0lrb


                                                       胡亚基

客纳街前段到胡南生大楼的这一大段,主要是福建人居住的地带,所以当地福建人俗称水灵亭(广东话翠兰亭的福建话谐音),不是“任文”中所称的大门楼,也不属于牛车水。

胡南生大楼的这座“大门楼”左拐上客纳街到养正学校旧校址,福建人俗称水灵亭顶。翠兰亭原为富豪陈翠兰所建,卖给养正学校之后,当地福建人依然取其谐音,一直称之为水灵亭顶(意为翠兰亭顶)。

由客纳街再往下走一小段路再右拐是安详路,出安详路过马路,那才属于广府人牛车水地带,客纳街不论前段或后段,虽然后来都在政府唐人街欧南规划区内,但当地人都不叫牛车水。

安详路路口早年是谢安详大厦之门楼,这“大门楼”也成为这里的地标,现已经拆除。1950年代,我小时候常陪祖母到安详路口去寄侨汇给厦门的亲人时,还可见到这“大门楼”约一尺高的楼墩依然还杵在那里,我每回走过都会嫌马路上楼墩阻路,而用脚去踢它一下,印象深刻。

由于有安详路口的安详大厦门楼与胡南生大楼六个拱门的大门楼之故,所以当地的三轮车夫,都知道广东人会叫安详山进入客纳街这一带称之为大门楼。

都会问清楚从牛车水买菜或到大华、东方或金华戏院看完电影回仁美巷的母亲,是要回大门内(福建话发音)还是回大门楼(广东话发音),不可以摸棱两可说两者皆可。因为一旦走安详路,三轮车夫就要爬大门楼这一段斜坡路。回大门内就要走牛角街进入大门内,不用爬斜坡。

什么是大门内?因为养正学校后门有两扇很高大的木门,入内不到百米有一条车道供货车进出课室底层的仓库。可供养正学校邻居的孩子们在大门内嬉戏。吃饭时间,谁家母亲找不到孩子,都会说到大门内来找。

除此之外,仁美巷里有两大不同字号的社团,一为义宝隆、圣宝坛,另一为宝兴,位于养正大门内的两旁,龙蛇混杂。外人不敢轻易踏足大门内,都得绕道吉宁仔街而行。

每逢中元佳节或齐天大圣圣诞节时,王邦文部长与社会贤达都是这里社团的座上宾。新加坡独立之初,打击殖民地警队内部的贪污腐败与社会犯罪,这些社团起着安邦定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这是后话。

被请来助兴的新麒麟与新赛凤俩大闽剧团都会把戏台搭在牛角街、客纳街、吉宁仔街后巷这一三角地带的大操场上。加上主办方的宴会搭棚,街道傍边的临时摊贩,把整条仁美巷、客纳街上半段、莫哈末阿里巷及该巷旁边的操场上,打扮得像个嘉年华会似的,四彩缤纷。

连横在中间的中国街(China Street)俗称睹间口,及路口的吉宁仔街 ,广东人称之为吉宁街,都摆得水泄不通,比过春节还要热闹。1950年代至1960年代,成为新加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独立之后,中元节与国庆日恰逢同在一个月份里举办,“大门内“就此在新加坡更加声名远播,大家都争着要来看一代名伶锦上花,筱丽珍等的风华绝代风采。

林明雅

新加坡佛教总会高级文化研究员


Sunday, 17 April 2022

宗教的阐释权掌握在神棍的手里

 https://www.facebook.com/mingya.lin.9/posts/5027133857373804?notif_id=1650207380620870&notif_t=feedback_reaction_generic&ref=notif

宗教是阐释的,其阐释权掌握在神棍的手里。所以,一个神,由于不同的神棍,就可以产生好多个不同的宗教。他们可以为了谁才是真神而发动几千年来的宗教战争。

宗教就意味着战争,这是颠沛不破的真理!




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20418-1263776

 

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

来自 / 联合早报

文 / 张森林发布 / 2022年4月18日 5:00 AM

 

2022年3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发表胡林生先生的《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读后有一些感触。在新加坡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大家对国人不重视华语教育而感到惋惜甚或忿忿不平的文章,至于像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编写组前主任胡先生那样,为免方言在新加坡消亡并为方言争取合理地位而不断地发声者,实属少见。

 

此前,胡先生已经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了至少四篇同类主题的议论文:《沟通文化脉络的桥梁》(2019年3月22日)、《共通语和母族语文的定位问题》(2020年1月11日)、《贯彻多元文化和双语政策困境》(2021年1月9日)和《两个方言课题的辨证》(2021年4月17日)。胡先生也在钟国荣博士主编、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于2021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十集》一书中,发表专论《华语和方言之间》。除此之外,在一些议论文或专论中,胡先生也穿插阐发其关于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的观点。

 

回到《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这篇文章。此文与胡先生在上述几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观点基本相同,归纳起来有三个重点:

 

方言与华语的共荣关系。方言在词法、句法和发音方面都有密切的对应关系,会说方言对华语和华文的掌握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有技术转移的助力。换句话说,方言的使用有助于华语的学习,况且,目前没看到因会说方言而影响华文学习的实例。

 

方言的文化纽带职能。方言是保留社群文化最扎实的根,方言犹如社群文化的纽带,是社群文化的沟通桥梁,社群文化主要体现在宗亲关系、礼节习俗、族群凝聚力和同舟共济以共谋发展等方面的紧密关系上。

 

方言的艺术表现职能。方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源泉,方言一旦式微,许多非物质遗产将形同虚设,无从展现它们绚丽多姿的美态。许多由方言主导的音乐、舞蹈、地方戏、曲艺和歌剧等,都可能因方言的式微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华语不具方言影响力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胡先生也在《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一文中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华语不具有与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他说:“华语虽是华裔族群的共通语,却无法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承上,发挥跟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所以,方言的消失,肯定会削弱华裔族群的文化积淀,造成族群文化内涵的空洞化,导致新加坡逐渐成为西方化的单语社会,双语多文化的国策无疑将名存实亡。”

 

此外,胡先生也批判现有的华语教导方式,他担忧“华文学习的瓶颈主要是功能问题。如果学生只学会考试技能,那是工具式的语文,考试过后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绝不会热衷华文或毕生爱好华文,文化断层现象将继续恶化”。

 

纵观上述四点,我认为,华语与方言到底是属于共荣关系,还是相反地,方言的使用会对华语的学习和掌握造成障碍?这一点因人而异,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会说方言并非我学习华语的助力,也不会对我的华语学习形成障碍。

 

1979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指出,这项运动的宗旨在于在不同籍贯的华族社群中建立共同的语言——华语。他说:“要以英语、华语和方言牢记足够的词汇,在必要时立刻想起来应用,这对资质中等的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资质比较差的学生就根本做不到了。甚至那些接受过12年的华文教育后必须到外国大学深造的学生,讲起华语来,也不如从前那么流利。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用的是英语,而同家人和朋友交谈时用的是方言。由于我国人口当中有25%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对新加坡社会不同籍贯华人间因使用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鸡同鸭讲”混杂情况的隐忧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少说方言,在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成功建立起共同的语言——华语,不但有助于华人间的沟通,有助于资质一般的学生对英语与华语的学习,更有助于新加坡人最终以英语作为共同的沟通语言。

 

姑且不论当时新加坡的推广华语政策,是否受到中国当局以普通话(华语)作为中国人共同语的政策的影响,在少说方言、强调掌握共同语之后,新加坡人的华语学习和掌握也有利于新加坡华人与国际接轨。

 

至于方言的文化纽带职能论,胡先生认为,方言比华语更有助于维系宗亲关系和礼节习俗,这一点我认为应该视情况而定。宗亲泛指拥有相同姓氏的群体,例如孙氏、李氏、陈氏、黄氏,他们可能来自相同地域,也可能来自不同地域。如果是同时拥有地缘关系的宗亲,例如海南陈氏,那是地缘加血缘,基本上是一个大家族内的成员,方言的发挥有助于彼此间的情感沟通。

 

然而,如果是来自不同地域,例如山西王氏与潮州王氏,讲着不同的方言,如果一味执着于以方言交流,肯定会造成沟通上的隔阂,不利于社群维系情感。

 

方言的艺术承载职能

我认同胡先生关于方言的艺术承载职能论。1981年获颁新加坡文化奖的胡桂馨是著名的粤剧工作者;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是蜚声东南亚的福建泉州南音组织;2020年获国家文物局颁发首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的南华潮剧社,这些方言性的艺术工作者与团体,都在积极寻求卓越的艺术突破,为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事业做贡献。没有方言,这些艺术领域的工作将无以为继。

 

胡先生提出来的华语不具有与方言同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力的观点,是我最无法苟同的。“方言的消失,肯定会导致新加坡逐渐成为西方化的单语社会,双语多文化的国策无疑将名存实亡”,此论调甚至带有危言耸听的成分。过去数十年来,尽管我会使用本身的方言(闽南语),但是,我更加熟悉的语言是华语;我使用华语而不是闽南语思考,我使用华文书写,别说闽南话没有自己的一套书写系统,即使有,我也会继续以华文书写,这是大势所趋。

 

没错,方言的流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华裔族群的文化积淀,但那是在艺术层面上的流失,例如地方剧种的式微或消亡,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本土华文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杂糅性褪色;然而,这些都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承无关。

 

退一万步说,即使我自小没有使用闽南语,我最多也只是丧失欣赏闽南戏的能力,失去以闽南话直接与闽南老家的乡亲对话的能力,在整体华族文化的认知与继承上,并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

 

43年前,新加坡推展推广华语运动,当时,新加坡的主要方言社群是福建、广东、潮州、海南、客家。随着多年来推广华语运动的潜移默化,新加坡已渐渐朝向华语一体化的态势发展,不只华族人士间自然而然地以华语交谈,即使是非华族的兄弟族,尤其是公务员,偶尔也会在华族人士面前讲几句简单华语。

 

中国学者杨润陆、周一民编著的《现代汉语》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远自先秦,汉语在存在着民族共同语的同时,就一直存在着方言。形成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人口增长、生活区域扩大;由于社会动乱,人民向远方迁徙;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人民往来不便;由于与异族接触,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这段话虽然是在陈述中国汉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相信对于新加坡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比起40余年前,今天的国际情势有很大的变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然成形,新加坡有来自大江南北的中国新移民,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方言的普及使用,今天的方言类别肯定比40余年前多出许多倍。在这种“大江南北居一城”、没有关山阻隔的情境下,我们应该恢复五大籍贯方言的使用,而无视于其他地方性的方言,还是应该一视同仁,对于中国各地的方言来者不拒?

 

今日中国的普通话(华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说明了华语是在广泛使用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规范而成的。语言自有其存活的生命力,无论是华语还是方言,语言的第一要义在于沟通。

 

关于方言在新加坡的使用,应该顺应民间的自然发展规律,当局不应视方言为洪水猛兽,施以自上而下的管制,限制方言的使用空间。同样的,民间也不应夸大方言的文化纽带作用和文化感情,而无视于华族社群间沟通的重要性,不必强求当局恢复或放宽方言的使用范围,甚至把方言视为文化瑰宝。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

 

 

方言与母语

 https://www.facebook.com/mingya.lin.9/posts/5022843367802853?notif_id=1650061222160111&notif_t=feedback_reaction_generic&ref=notif


美国出生的冬奥冠军选手古爱凌,能讲一口流利的母语和美语(不是英语),据说她也会讲英语,就如新加坡很多潮汕人会讲流利的福建话,广东话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惜自从讲华语运动消灭方言母语运动以来,新加坡这种语言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讲华语运动的结果成绩告诉我们,新加坡华人已经逐渐地被全盘星化,英化的变种,他们把星语取代了方言母语成为大多数新加坡人的方言母语!

越来越少人讲华语,更不要说讲方言母语,因为讲华语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华人的根本方言母语!

消灭方言母语,就是消灭新加坡华人的根本!

现在这位香港的孩子也开始学习母语和华语,连孩子的爸爸都会讲华语,也和孩子一起学讲孩子的母语,孩子的父母不会考虑粤语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而是考虑母语文化的传承,所以教孩子粤语的童谣!

就如我加拿大乌克兰友人和葡萄牙友人的家庭都讲各自的母语一样,就连我多伦多飞虎队的战友,其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儿,也能和谷爱淩一样,能讲一口流利没有口音的母语-粤语!

新加坡的孩子不学母语,政府带头鼓励不讲母语,也尽一切力量消灭讲各种母语的环境!

因为其领导人公开承认他患有阅读障碍症,借口说一个人无法学会两种以上的语言!

他是在害新加坡孩子还是在爱新加坡孩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WElO0qP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