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受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邀请的讲座
前言
全球化不只对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对东西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发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今天我将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信仰对话的历史剖析，以及我本身的亲身体验，来说明全球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据说，人类使用工具已有250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每一阶段性的重大变化，背后总会伴随着相应的某种重大技术的诞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诞生，使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的全球化能够比拟我们这一个时代，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回顾历史，人类开始由从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到以黄金为基础的社会，之后进入了以能源为基础的社会，众所周知，今天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
人类的第一场观念革命，就是哥白尼把人类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罢黜下来，而第二场观念革命则是由达尔文带来的。如果第一场技术革命花了我们三百年，第二场技术革命则花了大概一百年，依我的估计，第三场技术革命或许只要花上 五十年，人类的思维方式，一定会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技术创新的速度，人类对社会变革的适应能力是否能够跟得上，实在是不可预测。在座像我这一个年龄段的人，假如不跟随技术创新速度的发展前进，我们将会成为被淘汰的一族。
也就是说，人类对过去事物的认识，人类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异。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今年一月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异乎寻常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星球和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因此，在继续本讲演之前，我们有需要对二十一世纪以前的种种观念，重新做一个新的理解与定义。才不至于在老旧信仰的观念中裹足不前，各说各话，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其中一个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无法一下子很具体地表达出来，只能通过语言与文字来表述；所以我们说，语言与文字就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谁能有效地驾驭自己的语言与文字，谁就能够更有力地对其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而承载着五千年文字的汉文化，就有着非常坚韧的活力与发展的潜力，不是吗？
人类与所有的动物一样，都会做梦，梦，包罗万象，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除了会做梦，还会解梦，原始宗教由此产生。如古埃及人会通过各种仪式来寻梦，甚至会跑到“待梦神殿”里去被托梦，然后经由祭师来解梦以指点迷津，趋吉避凶。有人说，宗教是一个敏感的命题，可是，宗教文明却是与整个人类文明同步产生与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宗教是整个世界总的理论，它是包罗万象的纲领。”所以，要谈文化，就要对这一总的理论进行剖析。
所以，第二个词我们要解释的是宗教。在说文解字里，“宗” 表示对人类祖先鬼神的尊敬和敬拜，教是指教化，教育。而中文的宗教一词，来自《续传灯录》的“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这里宗教的教，是指崇佛及对弟子的教诲。受西方宗教学的影响，我们的宗教就很无奈地与西方的Religion（s）一词画上了等号。 有别于东方，西方的宗教，始终是与一个造物主紧密地连在一起。
有幸的是，2010年9月著名现代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与伦纳德﹒姆沃迪瑙（Leonard Mlodinow）合著出版的科普著作The Grand Design（我把它翻译成《大因缘》）[1]面世，书中提出“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说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不需要造物主”（Creator），为我们对宗教的定义作了有科学依据的厘清。
也因为霍金这一句“不需要造物主”，在《大因缘》出版的第二天，曾引来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领袖集体的围剿[2]，幸好霍金不是生活在哥白尼或伽利略时代，只被围剿，不会被教会投进监狱，我们才有缘读到《大因缘》。而西方宗教领袖对霍金的攻击言论，恰好为宗教的定义给予一个更为清晰的注脚。
如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说：“霍金混淆了两个层次的问题，物理法则只是解释现实东西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能解答‘为何是有而非无’这一个问题。”……“对神的信仰并不是为把宇宙内的东西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塞，而是相信有一个智能（intelligence）的存在，使万物的活动最终都以这一智能为依归。”他所说的智能指的就是造物主耶和华神。
另外还有英国犹太教教长萨克斯（Jonathan Sacks）2010年9月3日在《泰晤士报》撰文称：“科学只是关于解释（explanation） ，宗教则有关诠释（interpretation），《圣经》对宇宙如何生成并不感兴趣。”[3]
这两个注脚不单帮助我们解开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也帮助我们对西方的宗教观有更清晰的认识；即宗教是与一个全智、全能、至高无上的造物神祗有关；宗教是对现象的“诠释”而不是“解释”。
很显然，这与东方“宗教”[4] 信仰的儒、释、道三教的“宗教观”有很大的区别，东方三教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能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祗。而只相信诸如儒家所说的：“四时行，万物生”、道家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佛家所说的：一切“妙有”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而灭，都有其自作自受的因果（业Karma）解释与充足理由。我们的文化都能把为何是“无中生有”这一个西方宗教文化里无法理解的道理，“不留空隙”解释得透彻明白[5]。
由于能够解释到如此透彻明白，东方文明的所谓宗教信仰才不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这在西方的一些宗教人士看来，就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不厘清这一点，就无法产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即使对话，也只是各说各话。或是说着一些诸如“爱”、“良知”、“和平”、“平等”等一些既抽象又无法交接的概念；并把这些抽象的概念提升到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由此来掌控对“宗教”与“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东方文明要发展，就必须要拿回对宗教与人类文化价值观解释的话语权，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拿香来跟着对拜，把印度觉者的佛陀也当成是神、把中国的老子当成是太上老君与耶和华神等同起来，把孔子的中庸思想、老子的中道思想及佛陀的慈悲思想与“神爱世人”等同起来，这不单会混淆包括基督徒及各宗教信徒的思想，也绝对不利东方文明的发展。
第三个是科学。科学是实证，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实证，并经得起逻辑的推理；因此，科学的进程就是“科学家”对包括物质与精神事物的研究和解释过程，科学家对物质解释的方法在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归纳、推理与实验。对精神的解释就是对事物的体验。
这与西方的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宗教是利用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见证及启示的相结合来作诠释，而其诠释权完全掌握在地面上神的代理人手里，就如我先前所说的古埃及先民通过做梦而由解梦之人来解梦的方式之延续，依靠的是相信代理人如祭师、巫师、神父及牧师等的诠释，以及对唯一造物主的绝对忠诚与信仰。
厘清这三个基本概念，在我接下来谈到这些名词时，我就不再另做解释，首先谈东西方文化的信仰以及其过去的交流。
东西方文化的信仰以及其过去的交流
现代的文化观主要来自轴心时代的圣人，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印度的悉达多太子，中国的孔子与老子。东方的信仰主要来自两大文明古国，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由孔子的儒家学说，衍生出后来的儒教，它与老子的道家学说衍生出来的道教，成为中国人民的所谓本土宗教。
先说中国的儒教，儒教又稱为孔教或礼教。该教以夏、商、周的祭礼为本源，奉孔子为教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神道设教。儒教的正统化始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至汉灵帝，才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以《詩經》、《尚書》、《礼记》、《周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是为“春秋决狱”[6]。
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儒家认为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7]”前后的两句“天何言哉”，道出“天”不对时序与万物拥有绝对的主宰能力，只认为一切的有（万物）皆为自然浑成，“天”无需言哉！
至于道教，却是发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方仙家，是一个崇拜多神明的原生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战国时代道家属于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老子神格化。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在汉朝后期才出现其教团，如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就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道教的宗教形式至南北朝时才逐渐地被完善[8]。
道家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着谓之器”，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9]”一切妙有是“玄之又玄”[10]无有常住地变幻。这概括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衍化过程，说明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心灵世界，都以对立统一的规律在运行，一切事物都是由“道”这一规律所衍化而成。
由上可知，经由儒家与道家派生出来的儒教与道教，对于宇宙与生命的生成都认为有其因果，有其天道，有所依据，是能够被解释的，不能被解释是由于受到人类的有限知见所制约，他们对生命终极的追求是与天、道同体。
现在我们谈一谈佛教，佛教来自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 世纪出生于梵文化的故乡，他通过自然与精神的实践与体验，最终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性空”的菩提智慧，简称为“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并揭示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与执着，不能证得。”[11]“证得”就是实证[12]。佛教从此与古印度梵文化的“梵我合一”分道扬镳。释迦牟尼随后建立起自己的僧团。
佛教的东传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与对话，影响至今两千五百年。佛教大约是在释迦牟尼入灭后五百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正是耶稣出生的年代。
佛教之所以能够汉化，主要靠一个叫牟子的人，他是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生于东汉末年（189年）。早年学儒、道，不喜兵法，也不信神仙。他写了一本《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儒、道思想是如何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进行对话的；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13]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观点、词汇来解释佛教教义，“极力论证佛教的道与儒家、道家的道是相符合的”[14] 。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是释、儒、道三家同时并存的形态。
在这五百年时间，佛教与中国的三玄，即《黄老》、《易经》、《庄子》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磨合，形成中国的汉传大乘佛教。再经过两百年后的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印度东来，传承到六祖慧能大师（公元638-713），最后发展出中国的禅宗思想。
民国之初，西学东渐，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文化思想进一步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与祸害；人们一方面渴望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1923年2月开始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人生观引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15]。
这场论战无法提出中国免遭西方列强蹂躏的有效方案，也无法逆转中华文化式微的趋势，却对大乘佛教的复兴开拓了新的契机。可以这么说，佛教从这场论争又找到了新的活力与契机，催生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影响至今。
从汉语中有不少词语是佛教专门用语，就可见一斑，如：佛、菩萨、金刚、罗汉、菩提、般若、如来、天龙八部、六根六尘、四大皆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三千大千世界、世界、平等、方便、圆满、导师、宗旨、刹那、过去、现在、未来、演说、赞叹、表示、尊重、忏悔、解脱、妄想、烦恼、障碍、消灭、苦恼、信仰、信心、心地、心机、心花、心眼、正宗、空想、誓言、敬爱、自爱、追求、印象、恩德、理智、宿命、香烟、爱河、真空、真实、真相、化境、说法、身心、寂静、电影、胜利、利益等等。佛教思想已经沁入学习中华文化人心，可以这么说，没有了佛教的词汇，现代的中国人无法开口讲话。
西方文化的信仰以及其过去的交流
西方的宗教主要来源于犹太教，犹太教崇拜单一的族神，这是以色列人祖先闪米特人其中一支民族希伯来人的族神叫耶和华，亞伯拉罕為他們的先知[16]，他们相信希伯来人是耶和华神唯一的选民。《塔纳赫》（Tanakh），是犹太教的第一部重要及正统版本的经典，后来的新教把此经称之为《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圣经》，以区别后来的《新约圣经》。
在以色列与希腊，都把西方哲学奠基者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尊称为“古希腊三贤”；而古希腊哲学正是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依据，没有了希腊哲学，人们无从了解由以色列先祖亚不拉罕家族神耶和华发展出来犹太教，并由此衍生出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圣公会、伊斯兰教及其神学思想。
西方早期教会曾约于6世纪初进入北魏洛阳[17]，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景教在中国演化时，曾大量参考佛教与道教的概念，如把马太叫明泰法王、路加叫卢珈法王、马可叫摩距辞法王、约翰为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叫作“僧”等。景教的这一古老做法，沿用至今，也造成现代的文明冲突，如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为了要对马来穆斯林传教，就把耶和华称之为阿拉。
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曾有机会汉化，发展成综摄（Syncretism）或融合的倾向[18]。这是早期基督教佛化或道化的事迹，也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与东方文明的一次交流与对话。
古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即位，开始了其东征的霸业，并将希腊文化带至中亚及印度北部，亚历山大帝国最大的影响是产生了希腊式的佛教（Greco-Buddhism）艺术，包括受希腊雕刻风格影响的佛像，亦影响到中国、西藏、日本、韩国的佛教。希腊文与印度的梵文同属印欧语系，这两种语言亦互相影响，亦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教曾受佛教的影响。
如《使徒福音》曾记载：“祂（耶稣）最后被见到的行踪是在西亚，当时祂是13—14岁。”之后到30岁，耶稣的事迹未见《圣经》有记载，西方的教会也说不出一个原因来；但史学家相信，在那段日子里，耶稣是随着骆驼商队到印度学习佛经与吠陀经。在原始本的新约《彼得福音》[20]里，也曾详细记下耶稣曾去印度学习东方宗教。[21]
在与古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大”相遇之时，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土、水、火、气”，不像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那样，能够让印度文明在西方落地生根。在度过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的岁月，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才开始改变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人生价值，开始认真思考“神为人本，民为神主”，以人为本位的除魅新观点。
18世纪以来，西方又经历一次文化构建的发展时期，即重新建构了被解构的宗教世界。虽然这时期出现不少像伏尔泰、卢梭等思想上的巨人，虽然佛教思想也在此时通过古印度经典与哲学思想传入欧洲[22]。然而，无论是在推理表现的哲学思维，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西方自由主义一直陷入了二元论的文化矛盾之中，其人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
叔本华—西方的牟子
到十九世纪，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牟子的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他通过上述一点有关佛教的书籍热衷研读，并常在其著作中引述这些书籍的内容与资料；作为一名欧洲的哲学家，他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叔本华以他的意志主义哲学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先河，而其理论的中心是生成意志痛苦的哲学。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181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及1818年出版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其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康德，却在“意志”这里与康德分道扬镳。“康德认为，“自在之物”只能被想象，而不能被认识。对叔本华来说，这正是康德失败的地方。叔本华宣称，“最终有且只有一个自在之物， 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认识它。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自在之物就是意志”[23]。
叔本华除了继承康德的思想之外，还继承了释迦牟尼的思想。他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提出了因果律，阐明了发生学的根源；解释为什么现象世界必须通过充足理由律来了解，即任何事物都有它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或者说任何事物皆可被解释。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与条件性。佛教就是假借事物存在的条件性，来净空事物的真实性，就在净空事物的那一刹那间，还事物本来的真面目。
西方摈弃了叔本华的自在哲学，摒弃了空性慈悲的道德思想，摒弃中道，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道德的自由取代了自在，最终发展成今日的个人自由主义，为祸人间。
中国的牟子是以儒、道思想与古印度佛家思想相糅合，而叔本华却是用欧洲的哲学来阐述“远古的印度智慧”；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就为现代佛学提供了新的西方哲学素养，成为结合东西方文明的西方牟子。
未来文化信仰的发展
以上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释迦穆尼等圣哲的出现，被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24]一书里，把这一文明的出现冠以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称谓。
他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印度与西方，涌现了革命性的思潮。目前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人类每在复兴之时，总要向轴心时代作回顾，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统称为轴心文化。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段话，说明人类在轴心时代出现的革命思潮，到今天依然是人类思想回顾的依归；照道理来说，时代越进步，人类的思想应该是越进步，为何反而人类要对轴心时代作回顾呢？为何苏格拉底、孔子、老子与释迦穆尼这些圣哲的思想依然是现代人类无法超越的呢？
这些圣哲们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至今依然是历久弥新，正说明人类的精神文明有其必然的科学性。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缘起论时的那一段话足可以证明，意识流与物质流是一样的，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实证来获取到的[26]。
综观人类历史，科技进步改造了客观世界，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也造成对人类外部生态环境的的巨大破坏，以及对人类内部道德观念的荼毒，使人逐渐远离具有悟性的“高贵野蛮人”，成为“野蛮的理性人”。[27]
自17世纪，莱布尼茨和牛顿两人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以来，科学在高等数学的引领之下，人类进入了一个研究无常刹那间变化的新时代。到19世纪，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理由律”或因果律的理论根据，并由此夯实了唯实论的基础，把佛学从形而上的领域拉回到器世间来。
进入20世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人类了解时空是弯曲的无限性，为佛教的“无始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人类不必再惧怕世界有创始必有末日到来的神话；量子论的出现，使人类了解主体（即observer或“我”）的重要性，这三百年多年来科学发展的进程，颠覆了人类对一切事物的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1世纪的前后20年，科技的发展达到了另一新台阶，其中哈勃望远镜的升空，人类不需依赖数学逻辑的计算，也不需要语言作累赘的阐述，就可以直接凝视到137亿年前的宇宙。
至2010年9月，霍金与人合著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科普著作《大因缘》（The Grand Design） ，他在书中提出的“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上，向“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迈进了重要的一步[28]。
这些进步，将夯实“缘起论”的理论基础。为人类揭开宇宙、神学、形而上学等神秘学科的面纱，颠覆了人类的逻辑线性“理性”思维方式，“缘起论”正是解释宇宙和人为何存在的原因，有助于人类对宗教性质的深层次了解[29]，有利于东西方宗教对话的进行。
除此之外，最近的10年里，西方在宗教环境生态学[30]、道德神经科学以及吉尔﹒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31]，道德神经科学揭露了人类脑部是如何来建构道德，以及人类悟性的凭借根源是什么。这些发展，伴随着近10年来全球在社会（包括自由、民主与人权）、政治、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的进一步恶化，此时的人类有必要再次地开始重新定义21世纪之前所有熟悉的东西。
当然包括由西方逻辑“理性”所产生的自由、民主、人权与社会制度，人类有必要再一次地对轴心文化作回顾。中华文明除了具有孔子、老子、释迦穆尼等轴心时代先贤伟圣融为一体的文明，还有能透过汉传的大乘佛教来与近代西方康德哲学继承者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进行融合。
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这一关键时刻，结合这些思想，是能够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执政理论依据，给当代这一重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具有科学性、民族性的理据素材，这些都是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早在1954年，爱因斯坦就曾为未来的文化信仰，作了一次有前瞻性的回顾。他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32]
恩克斯曾说：“只有辨证思维才是有效的。只有东方的佛教徒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人类到了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了。”马克思更是直接地了当地说：“辩证法在佛教中早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
然而，世界主流的思想一直处于唯心与唯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矛盾中，这也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对于事物（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物质的）的实践与体验修行，汉传佛教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传统的历史与修行体验，一定能在新的时期要求下，通过对新事物的辩证实践与体验，摆脱这些束缚，完成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
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
上述所说的现代最前沿的科学与哲学发展，确实有利于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于是，在2012年8月，乘着参加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佛客会议（Buddhist Geeks
Conference）之便，我还参访了一间具有佛教背景的大学与两间纯美国人的禅修中心，目睹美国的佛教网站与禅修道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各地出现，佛教信仰已成为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
美国的垮掉一代从1950年代开始，前有著名诗人加里﹒史耐德，后有苹果企业创办人乔布斯等人开始了拜师参禅寻求真理的东方之行。在与我对话的新一代美国禅修者，他们通过将佛教与科技相结合，开始了西方新型的禅修之路。[33]
与会人士除了美国人之外，还有来自欧洲与日本的佛教徒，我是唯一的华人，会议的讲演者有大学教授、科学家、哲学家、网站的创始人、佛教活动家，作家、公司总裁、瑜伽师、静坐导师等21人，课题从“佛教的未来”、冥想与脑神经科学到静坐与现代赛博格等[34]。
还见识了美国科技产品的脑状态调节仪，该仪器能够迅速诱导出α、β、θ、δ脑波，从而使人快速地集中专注力，帮助一些无法进入安静状态的禅修初学者能够很快地进入状态。这种能将禅修量化的仪器，有助于揭开禅修的神秘面纱，增加修行者的信心。
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禅修中心结识了卡琳禅师，她是一名犹太裔佛教徒（Jubu），见图1及2，由于美国犹太裔的佛教徒日益增多，Jubu已经成为美国特有的一个族群。丹佛禅修中心之前身为科罗拉多第四基督教堂，建立于1921年，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不上教堂，这些不再上教堂的无神论者还有一个可爱的称号“nones”，笔者把它译为“赧（读音为ｎǎｎ）士”[35]，意思有不再上教堂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随着美国卡特总统在2009年发表一篇题为《为了平等而失去我的宗教信仰》[36]之后，相信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减少。
图1
图2
据纽美国最著名的舆论调查机构皮尤Pew研究中心2015年11月调查的资料显示，从2007年开始，美国“赧士”的人数已经从占美国人口的16%上升到2015年底的23%，以每年约三百多万之数增长，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无神论的国家。像这一类把教堂改为禅修中心的事例在美国各地已经是屡见不鲜，最著名的有纽约市的蓋瑞森學院，原为聖潔瑪琍修道院。
由于全球化的原因，造成东方人热衷于西方宗教，另一方面，西方人却向往于禅宗修行。而西方脑神经科学以及科技的发达使心灵的修行更趋向科学化、科技化、现代化、自由化、可量化与可实现化，驱使西方人士对禅修趋之若鹜。
这一次美国之行，我所见到的美国，欧洲的出家人也像乔布斯一样，很多都是蓄发、娶妻、参禅、入世，过着世俗的生活，把生活佛化。乔布斯曾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37]
乔布斯能一而再地看到人们先前看不到的东西，并看得透彻，使视界极大地延伸，为疲惫的美国经济注入强针，使苹果产品的一再创新，屡创佳绩，我们不能不相信他所说的是得益于禅文化。
美国人正通过静坐器材的辅助、脑神经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各头等著名大学自发地开展各类佛学教育门科、无数Jubu禅师的身体力行，把禅修当为新型的文化生活来实践；这种美式佛教，已经成为美国宗教信仰的新趋势。
结语
中华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曾引领世界千余年，但近两百多年来其经济发展却落后于西方；虽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位，假如中华的精神文明还沿着一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老路，那很快将如物质文明那样，会被西方引头赶上。
最后也会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那样，再次沦为一项非物质文明遗产而被西方的科学体验重新发现。届时，中国的精神文明将再一次如物质文明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的后头学习，那将会是一件真正可悲的事。
如果不想使这种可悲之事成为事实，全世界所有学习华文的华人，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有“文化自觉”的悟性。即要在纵轴的时间上结合传统与现在；也要在横轴的空间上，在从新被定义的语境下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
近两千年来，中华文化主要是由释、儒、道三家所组成，只敬鬼神（古人认为鬼神均为祖先所化）而远之（即远离鬼神归宿之地狱与天堂）[38]，信仰的是觉、天、道；希望在世之时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死后能乘愿再来或与天道同体；由于非常虔诚地敬鬼神（祖先），才会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才能使中华文明的香火绵延不绝。
可惜现代的中国人把孔子的这句话曲解，把祭拜祖先文化的鬼神认为是迷信，而不再祭拜祖先，把祖先牌位与信仰偶像扫地出门，造成中华文明未来香火延续的堪忧。
综观上述西方新文化脱胎前的躁动，我们再没有理由要对自己的文化信仰丧失信心，在互联网的时代，全球化以更迅猛的步伐向前迈进，作为古印度的文明，在经过汉化及西化之后，应该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起一座沟通的文化桥梁，当然包括建立起新的民主理念，新的人权观，新的自在而不是自由，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安宁与和谐。
谢谢大家！
[1]西方把耶和华神描绘成为是一种智能（intelligence），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是由此智能所设计（design）创造出来的，霍金把此书命名为The Grand Design实有意针对西方宗教的所谓智能“设计”来加以反讽；目的是要说明，大自然因缘和合的“设计”比神的“智能”设计更加“伟大”，霍金第一次提出具有缘起论（Dependent
Origination）性质的Model Dependent
Realism科学理据来作解释；认为宇宙事物是具有模型之间因缘和合，相即相入（Dependent）的实相（Reality）。故我把它翻译为“模型相即相入实相论”，也把此书的中文名翻译为《大因缘》，才能符合此书的本意。
[15]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哲学家张君劢到校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深远的“科玄论战”。形成了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该论战对中国思想界的更新与发展，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6] 犹太人的祖先闪米特人本是信仰多神教，自亚伯拉罕第一位先知开始，历经摩西、耶稣至默罕默德为止；默罕默德宣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建立了伊斯兰教，断了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等后人想当先知的美梦。
[18]综摄（英语：syncretism，又称融合主义）指的是调和或统合信念（如宗教上）的冲突，例如宗教与宗教间在接触与磨合之后，发展出新的文化特质，达到多元文化的融合现象。例如古希腊及犹太教，犹太教结合埃及太阳教和摩门信仰的过程，更是该时期著名宗教融合。之后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东亚的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与民间信仰，甚至现代新兴宗教，综摄现象均成为宗教发展中无可避免的过程。
[20]彼得是耶稣的最早门徒，与西门一同归依耶稣，跟随耶稣最久，是耶稣最得力的左右手，当然对耶稣比其他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要深入得多。作为大弟子及随身侍者，彼得对于耶稣的一切事迹都纪录在《水徒行传》（Aquarian Apostle Chronicle)又称为《彼得福音》。
[21] 1894，前苏联医师兼旅行作家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 曾出版一本《耶稣基督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Christ），书中叙述他在拉达克因坠马断腿而在希米斯寺疗养时，寺中僧人曾出示两大黄色藏文经卷，卷名《圣者伊萨生平（The Life of Saint Issa）》，内中就有记载耶稣少年时到过西藏与印度的事迹。所谓“伊萨”的意思指就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即是耶稣。除此之外，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Mirza Ghulam Ahmad）于1899年， 利未·都灵（Levi H. Dowling ）于1908年， 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
）于1922年，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于1923–1928年，伊丽莎白·克莱尔·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于1956年，及荷尔格·克尔斯顿（Holger Kersten）于1981年在他的书中《耶稣在印度》（ Jesus Lived in India）从各方面都有指出耶稣曾到过印度。
[22]当时，印度就有人把《奥义书》译成波斯文、蒙古王朝第五世君沙哲汗的长子于1656/7年间命人把包括五十种《奥义书》在内的梵文本翻译成第二个波斯文译本、法国学者杜伯龙（Anquetil Duperron）于1775年带回欧洲与后来又从菽查（Shuja ud Daula）宫庭得到另一个波斯文本，一起翻译成法文。最后于1801/1802年间译成拉丁文才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五十种。书名为“古代秘宝”，“印度之古秘密教言，在印度本土亦至为罕见”，以及“中涵神学与哲学理论，摄四《吠陀》之菁华” 。在文学方面，1808年，德国诗人与印度语言文学家施勒格尔（Fridrich
Schlegel）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书名所说的“智慧”便是《奥义书》、《薄伽梵歌》和佛教所指的智慧 。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那就是我”这句《奥义书》的名言。还有亚倍尔•雷谬莎译的《佛国记》、斯宾斯•哈代的《东方僧侣主义：瞿昙佛创始的托钵僧派述事》、乌布哈姆的《佛教教义》、杜伯龙的《邬布涅伽研究》、德•波利尔夫人的《印度教神话》等。在哲学方面，威廉•琼斯的《论亚洲哲学》、《印度教戒律纂编或摩奴法典》、哥鲁•布尔克的《印度哲学史》。更多时候，印度与中国哲学是以被批判的形式出现在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等著作里。
[24] Karl Theodor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原著为德文），1949年初版。1953年由Michael
Bullock英译为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和英国Routledge and Keegan Patll公司出版。
[25] 林明雅著，《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初探》http://linmingya.blogspot.sg/2011/11/blog-post.html?utm_source=BP_recent
[27]法国“自由的奠基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曾在《论科学与艺术》里指出，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在自然状态下，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的本质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卢梭认为知识的积累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却压制了个人的自由，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是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好人是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
[28]霍金所说的模型（Model），就是每一个因缘和合的表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一个模型，犹如因陀罗网，即帝释天之宝网的珠玉。“其网之线，珠玉交络，以譬物之交络，涉入重重无尽者。”每一个模型表象相互之间都是相即相入（Dependent），无穷尽的，这就是事物的实相论（Realism）。“相即相入”，或“相即相容”一词来源于《华严经》，即是事物的缘起（Origination）。这是符合培根“实证法”第二支柱的“数字模型和逻辑推理”。
[29]林明雅著，《佛教在轴心文化交流中的深层作用初探》http://linmingya.blogspot.sg/2011/11/blog-post.html?utm_source=BP_recent
[31] Jill Bolte Taylor，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Publisher: Viking Adult; 1
edition (May 12, 2008)
[32]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edited by Helen Dukas and Banesh Hoff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34]赛博格（cyborg）即是机械化有机体，是以无机物所构成的机器作为身体的一部份有机体（包括人与其它动物在内）。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藉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生物体的能力。俗称有机械化人、改造人、生化人等。
[35] Molly Worthen,
One Nation Under God.
http://www.nytimes.com/2012/12/23/opinion/sunday/american-christianity-and-secularism-at-a-crossroads.html?pagewanted=all&_r=1&
[36]Jimmy Carter,
Losing my religion for equality.http://www.theage.com.au/opinion/losing-my-religion-for-equality-20090714-dk0v.html